作者｜宁镜诚

1958年秋，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将一位青年人叫到办公室，说道：“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

钱三强所说得“大炮仗”，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原子弹。

那个被寄予厚望的青年人接受任务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亲朋好友的视线中，甚至连他的妻子，对其工作内容和地点都毫不知情。

直到1986年6月24日，国人才通过《人民日报》知晓了这位英雄的名字。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随之浮出水面。

他，就是邓稼先。

图：邓稼先

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我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参与过其中的32次，并有15次亲临现场指挥。

可以说，邓稼先用28年的艰苦奋斗，才换来如今我国的核大国地位，从而摆脱了遭受别国核威胁的尴尬局面。

这样的国之栋梁，称得上是真正的全民偶像。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就背负着自己的使命，那么毫无疑问，对于邓稼先来说，核事业就是他的毕生所求。

而一切的一切，都要从1924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一、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邓家“铁砚山房”。说他出身书香门第，一点儿也不过分：

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书法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其祖父邓艺孙，曾任安徽教育司长，深受曾国藩青睐；他的父亲邓以蛰，更是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早年间，还曾赴美留学，是我国留学生到欧美系统学习的先行者之一。

邓稼先出生八个月后，因为父亲留学归来在北大任教的缘故，所以举家迁至北京。

从他小学起，学贯中西的父亲就让他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兼读世界名著，学习英文和数学。这些都为邓稼先日后投身科学事业，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图：右一为邓稼先

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邓稼先幼时虽然淘气，但是他天性憨厚，从不耍滑。

一次，他和同学玩耍时无意打碎了教室的玻璃，被老师罚站。放学后，其余罚站的伙伴都走了，唯独邓稼先一直等到家姐将玻璃赔款付清后，这才结束罚站。

读初中后，邓稼先的思想逐渐成熟，他尤为喜爱屠格涅夫作品《罗婷》中的一句话：“不要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并将其视作自己的座右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仅22天，北平沦陷。

图：七七事变

身处日军控制的北平，父亲邓以蛰的一位老朋友为了自保，很快在伪政府里谋了一份差事，待遇颇丰。

几天后，那人夹着公文包来找邓以蛰，请他去伪政府当差。邓以蛰听完对方来意后勃然大怒，并对其呵斥道：你给我滚出去！

父亲的满腔爱国热血，给少年邓稼先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很快，他就来了个“父行子效”。

彼时，因为日军每占领一座城市，都会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一次，邓稼先实在按奈不住内心的屈辱，当众将一面日本旗撕得粉碎，并扔到地上一顿乱踩。

此事发生后，为安全起见，邓以蛰当即让大女儿带着邓稼先南下昆明避难。

临行前，邓以蛰勉励当时还未满16岁的邓稼先：“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

父亲的期许，邓稼先记了一辈子。

图：前排为邓以蛰夫妇，右一为邓稼先

就这样，1940年春，邓稼先跟随大姐经过数月辗转奔波，终于来到昆明。

之后，大姐先在工厂找了一份工作，紧接着便按父亲的安排，送邓稼先前往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完高中。

1941年夏，邓稼先从国立九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

彼时，西南联大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而物理系，更是牛人荟萃，实力强劲。诸如：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企荪；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训；对证实正电子存在作出成绩的赵忠尧等一众大佬，皆在校执教。

可以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对于日后邓稼先投身我国核武器事业意义非凡。

大学毕业后，邓稼先选择在昆明的培文中学和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

1946年夏，他受聘成为北大物理系助教后，回到了阔别6年的北平。在北大，邓稼先认识了两位在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

第一位，是他的妻子许鹿希；另一位，就是还在物理系读大二，后来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邓、于二人不知道的是，20年后，他们竟会携手做出一番轰动世界的惊天伟业。

两年后，邓稼先结束了北大的助教生涯，远赴重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继续深造。

图：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从入学的1948年10月算起，到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普渡大学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22个月。

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那一年，他才26岁。

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获得博士学位的缘故，所以后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娃娃博士”。

图：邓稼先获博士学位

50年代初，拥有博士学位到底意味着什么，笔者不多赘述。如果用世俗的眼光去看，邓稼先凭借高学历在美国求得荣华富贵早已不是难事，可他却没有忘记，自己来美国留学的原因一一学成之后，报效祖国！

于是，8月20日，邓稼先取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他谢绝了导师德尔哈尔教授的挽留，放弃了去英国继续深入研究的机会，而是毅然选择和另外190多名中国留学生及学者一道，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辗转回国。

图：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百名留学生学成归国

邓稼先回国后，在北京外事部门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从国外带回了什么？邓稼先坦然道：“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二、

1950年10月，刚回国两个月的邓稼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三年后，他便和许鹿希结婚，两人就这样相扶走过了一生。

那几年，是邓稼先平生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和普通人一样，下班之后和家人一起，其乐融融。但冥冥之中，他总觉得自己需要做出一番事业，这样才不至于埋没掉自己多年的辛苦所学。

图：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

时间很快来到1958年，当邓稼先走出钱三强办公室的那一刹那，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发生了巨变。

他明白，自己所企盼的那份事业终于来了。但从今往后，他必须隐姓埋名，做一个孤独的探索者。这份荣耀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感和民族大义。

那么，研制原子弹对于我国的意义到底有多大，能让邓稼先如此慎重？

众所周知，二战中促使日本投降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1945年，美国向日本的长崎、广岛先后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

以广岛市为例，那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距广岛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最终造成该市24.5万人中近20万人死伤，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

不仅如此，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后遗症也是让人恐惧的原因。当地不少幸存者从此饱受癌症和白血病等辐射后遗症的折磨，苦不堪言。

图：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瞬间

更令我国警惕的是，1950年11月底，抗美援朝战争日趋白热化，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扬言：“一直积极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军领导人决定……”

两年后，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更是在其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

为了不再受制于人，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相关会议，李四光和钱三强等人就我国当时的核科学研究状况以及原子弹原理等问题作了专门汇报。

图：毛主席

一年后，毛主席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道：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简单来讲就是，“要反对原子弹，我们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和钱三强的谈话结束后，邓稼先就调入二机部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并担任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国家对此极为重视，在邓稼先办公室里有一部电话，它是521专线，直通周总理办公室。如果有事，就直接打电话给周总理，不必层层批示。

图：邓稼先办公室的电话

研制工作刚开始时，苏联还派了专家进行帮助，但外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没过多久，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方很快中断了向我国提供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等协议的项目。此番背信弃义的做法，给我国研制原子弹造成了巨大困难。

别人不帮我们，那我们就自己干！

于是，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并将原子弹研制定名为“596工程”，意为：从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那天起，我国正式走上了独立研制的道路。

可当时对于研制原子弹，国内完全是一片空白。自主研制，又谈何容易？

邓稼先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从哪里入手。

那段时间，他在阳台思考时，总是喜欢静静地听会儿音乐。不过有一天，妻子许鹿希发现他换了首曲子一一《命运交响曲》。

邓稼先想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图：邓稼先

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邓稼先凭借自己扎实的基础和悟性，果断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3方面去探索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确定方向后，邓稼先紧接着提出了“边学边干”的战略战术。

当学习《超声速流与冲击波》时，因为众人手里只有一本钱三强教授带回来的俄文版，找遍北京的图书馆也没有第二本。

于是，大家便围着长桌集体阅读。一个人念，大家译，读一章，译一章。连夜译，然后再连夜刻写、油印出来。

邓稼先为了和时间赛跑，拼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他骑车回家，不小心摔进了路边的水沟，爬起来后竟然又迷迷瞪瞪地折回了办公室。同事们见他如此狼狈，赶紧跨上自行车，簇拥着送他回去。

大伙到家时已是后半夜，宿舍大门紧闭。于是，几个小伙子便托起邓稼先翻过铁丝网，再将自行车举起，递进去。

1960年春，研究团队演算出一个极其关键的机密参数。但让邓稼先头疼的是，大家伙费时1年，前后进行了9次运算的结果，竟然和此前一位苏联专家提供的数值不同。

为了保险起见，中央决定调第一流的科学家前来支援，全国都向原子弹研制工作开绿灯。很快，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赶来助阵，邓稼先感激之余，称他们3人为“三尊大菩萨”。

最后，经众人合力演算证明：我们经过9次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对的。

一年后，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争取在1963年前，拿出初步设计方案。

接到命令后，邓稼先和战友们的工作达到了极限：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夜战；一周6天干不完，周日干脆就不休息。

图：邓稼先

其计算难度之大，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更是称其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尽管当时国家已经把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但在庞大的计算量面前，“邓稼先们”的手里，还攥着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这些都是他们的“武器”。

终于，邓稼先等人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的情况下，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后，又相继解开了中子运输、流体力学问题，在黑暗中摸索的众人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62年9月，我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诞生。基于这个方案，二机部向中央呈交了《关于自力更生建造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

那一年的11月3日，毛主席在审阅这份报告后，亲笔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一年后，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而此时邓稼先的鬓间已然白发丛生。那一年，他不过39岁。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茫茫戈壁尽头，一朵蘑菇状的烟云在一声巨响后腾空而起。

那是来自中国的声音！

图：原子弹爆炸成功

邓稼先和战友们欢呼着从地下室涌出，他们兴奋地相互拥抱、握手，难掩激动之情。邓稼先带着护目镜站在战友身后，望着远处的那朵蘑菇云，热泪盈眶。

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国家带来了底气。

那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地向世界宣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但是，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三、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下一个就是氢弹了。

其实，早在1963年9月，邓稼先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就已经接到首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其代号为“639”。

氢弹，又称热核弹，它爆炸时所需的高温 (高达1000万度)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其的威力也远超原子弹。

已经有原子弹的研制经验在前，经过讨论分析，邓稼先归纳出3个方案，由3位副主任带领，兵分3路进行计算，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时间。

1965年夏，于敏副主任带领一个小组奔赴中科院华东计算所，利用那里的一台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有了苗头。

于敏当即拨通了邓稼先的电话，用隐语告知了他这一喜讯。

邓稼先得知消息后，第二天就带人从青海飞抵上海，他们和于敏小组又通宵达旦地计算、分析、讨论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方案。

图：邓稼先和于敏

那年冬天，氢弹的理论设计进入冲刺阶段。

白天，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晚上，他要么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卧；要么干脆彻夜不眠，跟几位副主任一起挑灯夜战。

终于，后来被人称为“邓－于方案”的氢弹方案研制成功。

1966年12月1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举世震惊。英国《泰晤士报》惊呼：“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

图：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

而我们，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谁也不知道，那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邓稼先和众多科研工作者到底是如何度过的，这些人是真正拿命在拼。

为祖国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邓稼先也因此获得国家颁发的特等奖。很多人问邓稼先，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

直到1986年他病危，杨振宁到医院看望他时又提及此事，邓稼先才回答说：“都是1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满脸惊讶，接着问道：“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邓稼先解释道：“是事实，不是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是10000元，单位里人人有份儿。由于人多，单位还垫上了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3个等级发下去。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21年中，没有发过奖状，也没有发过1分钱奖金。”

邓老因病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追授其《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篇论著为特等奖，奖金为1000元；还有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研究成果，奖金为2000元。

后来，他的家人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其所在单位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如此高风亮节，实为我辈楷模！

四、

1972年，邓稼先开始担任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九院）副院长。7年后，他升至九院院长。

即便如此，面对难题，他总是身先士卒，奋勇当前。开启有放射性剂量的密封罐时，他在；产品总装插雷管时，他也在。

邓老从事核武器研究多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工作都是他亲手参与把关，最后拍板，也有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所写，但他并没有署名。

他一生中工作从不拍照，唯有一次例外。

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核弹直接从高空摔到地上，没有出现蘑菇云。当时，作为理论设计总负责的邓稼先为了在保护众人安全的情况下查明原因，于是不顾战友请求，登上吉普车去寻找碎片。

因为这次经历，他受到了严重的辐射。平日里工作，他从不拍照，可这次他一反常态，在返回前，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照留念。

他知道，这件事对自己的身体已经造成了严重伤害。

图：唯一一张工作照，左边为邓稼先

果不其然，1980年后，邓稼先衰老得很快。

工作之余，和同事一起爬山，他会突然精疲力竭，举步维艰；开会时，他的心脏跳动竟会高达每分钟120多下。

1984年底，邓稼先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试验之前，他经常莫名其妙地拉肚子，还会便血。

1985年7月，邓稼先从基地来北京开会。在此期间，他在医院检查，被查出患有直肠癌。

8月10日，邓稼先做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听闻消息后，在场人无不扼腕叹息。

图：病床上的邓稼先

中央军委首长命令301医院：不顾一切代价挽救邓稼先的生命。在此期间，张爱萍将军亲自参加制定治疗方案，并在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

医院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探望、慰问……

面对癌症，邓稼先却显得十分冷静。他一再叮嘱组织，不要再为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也没有吃为他专门安排的伙食。

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党和人民再做一次最后的贡献，把没做完的事，尽可能做完。

图：邓稼先

术后第四天，邓稼先就忍着伤痛给研究院写信，让人借来英、法等国的杂志，一有空就靠在床头翻阅。当他慢慢能下地走动以后，便请司机悄悄送他到王府井外文书店，自己去找书。

1985年国庆节，邓稼先突然想去天安门看看。

于是，他悄悄地对警卫员说：“咱们去天安门广场看看”，警卫员连连摇头说不行。可架不住邓稼先决心已定，于是警卫员只好陪着邓老，瞒着众人从医院溜出来，坐上公交，来到天安门广场。

看着身边来往的人人群，邓稼先抬头凝望着鲜红的五星红旗，思绪万千。

他对一旁的警卫员说：“等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你就84岁了。那时候，我们国家肯定已经富强了，你可要来看看我呀……”

警卫员听罢不住地点头，两行热泪早已夺眶而出。

图：身患重病的邓稼先在医院探讨学术问题

回到医院后，邓稼先还惦记着研究院的工作，1986年春节前，他特地约一位从基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来家，一起探讨工作。

不久后，由于病情恶化，邓稼先再度住进了医院。1986年3月29日和5月16日，他又先后动了两次手术。

第二次住院之后，邓稼先预感到来日无多。他敏锐地意识到：

那些发达国家的核武器研究已达到了理论极限，他们有可能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以限制别人的发展，维持他们已有的优势。如果中国不能抢在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国际环境之前完成既定的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在核武器研究方面功亏一篑，还会在国际政治、外交活动当中丧失主动权。

于是，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议》和20多万字的《群论》。鲜为人知的是，邓稼先本打算写40多万字，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让他连握笔都变的艰难无比。

4月2日，邓稼先与于敏共同署名，将那份建议书提交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正是依靠那份建议书，使我国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继续辉煌了十年，也让我们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那年6月，杨振宁去医院探望邓稼先，拍摄了一张照片，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仔细看你会发现，照片上的邓稼先，嘴角还有未曾擦去的血迹。当时，微笑的邓稼先的身体里，正在大面积地出血，止都止不住。

图：邓稼先和杨振宁最后一次合照

同一时期，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

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这篇通讯。

自此，邓稼先的名字，响彻中华大地。

一个月后，邓稼先在病房里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接受勋章时，邓稼先艰难地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发言: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个代表而已。”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年仅62岁。在临终前，他说出了此生最后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噩耗传出，张爱萍将军在悲痛中写道：“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之后，他又亲笔写下“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题词，以寄哀思。

图：邓稼先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

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10周年纪念日。当天，我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次日，中国就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

那一年，邓稼先昔日的同事一一于敏和胡仁宇等科学家联名以《十年，我们深刻怀念》为题，在《光明日报》著文，充满深情地回忆：

“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邓稼先曾说：“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想，邓稼先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谨以此文，向邓老致敬！

一一END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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