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的一天，中央党校中礼堂内聚集了一群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他们静静地等待着“青训班”开学典礼的开始。这群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心中或许充满疑惑、新奇，或怀揣着对未来的渴望。然而，他们未曾想到，自己竟然与毛主席的“接班人计划”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1964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论战关于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已进行了整整四年。毛主席回想起杜勒斯的预言，这位美国冷战时期的主要制定者，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狂热鼓吹者。杜勒斯提出所谓的“和平解放”策略，试图通过非战争手段“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被奴役的人民”。1957年7月，他发表讲话称，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继续要孩子，那么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一言论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对于帝国主义非战争手段的进攻，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焦虑。

主席认为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之一，是培养接班人。这并非接毛主席的“班”，而是培养一大批年轻干部，为我党培养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领导人。在1964年6月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第一次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16日下午，主席再次提出接班人问题，并且要求从中央到省、地、县，都要搞几层接班人。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的篇讲话，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培养接班人的计划。随后，中组部按中央部署，开始在全国筛选优秀青年进京培训。

筛选接班人的最优人选，自然是大学毕业生。从1964年6月起，中组部二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这项工作。首先，必须是共产党员，仅这一项，当年20万毕业生筛选后只剩下2000人。按政治条件第一、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要求，这2000名学生分别交给各省组织部审查。在家庭成分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地主成分不要的条件下，最后只有60人达到要求。这60名学生成为第一批接班人，其中山东大学政治专业学生杨志海是其中之一。

杨志海回忆说，在1964年夏末，这59名学生被分派到湖南、江苏和山西，配合当地搞“四清”运动。经过培训的学生表现良好，没有一个人被退回学校重新分配。1965年，接班人名额增加到120人，并增加了女生名额。这一年秋，培训过的学生被分批派到河北、陕西、山西搞“四清”。培训中，中组部二处处长赵振清强调，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业的班；接班不等于接官，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须培养大家成为领导干部。

中央党校也参与了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开办了“青训班”，与高教部合作，从全国各地选拔高中毕业生。第一期“青训班”开始于1965年，招生范围限定在北京，算是一个试点。经过考察，30名男生和15名女生共45人进入这个班级，全部政治表现优异。然而，这一期的“青训班”却在文革爆发后被定性为“培训修正主义苗子”的基地，受到批判。

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但他们并未像最初说的那样被作为接班人对待，而是被分配到基层做了工人、农民。这一期的“青训班”只搞了一次，成为中央党校建校史上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的尝试。

文革的干扰和影响使得中组部的接班人计划中断，学生们有的回京参加运动，有的留在当地，成为公社、大队干部。1975年，中组部逐渐恢复秩序，又开始关注64、65两批接班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接班人计划没再能继续。杨志海在1975年被调到中组部下面的调配小组工作，1992年离开，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

现在，当年的接班人名单已经查不到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春节聚会的习惯，尽管分散在各地。他们的经历，见证了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也为我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坚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