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篇八十五回这样写道：“却说蜀汉后主刘禅，……皆听诸葛亮裁处”。由于刘禅信任诸葛亮，所以刘备死后的这一时期，在后主和诸葛亮精心治理下，蜀汉又有升平之势，军事上有建兴元年平定魏调来取西川的五路大军，继而又有平定南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重大胜利。使魏人胆寒，东吴不敢侧目。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刘禅已被诸葛亮扶起。诸葛亮不愧一代名臣贤相，他为报先帝知遇之恩，不辞劳苦，精心扶助后主治国。

《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写道：“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财盈府库”。这种人民丰衣足食，经济繁荣，军事力强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后主政权，在中国封建社会实为少见。试问，曹魏有这种国泰民安的景象吗？没有。此时曹魏内部君臣不和，争权夺利；东吴派张温入川与后主结盟，一方面是出于保全自己，实际上是迫于后主政权强大的缘故。历史上的“光武中兴”，“文景之治”也不过如此。难道面对这种蒸蒸日上，上下和乐的后主政权，我们仍然坚持“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吗？”那我们岂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地辩证地看问题的观点了吗？我们岂不是太苛求古人了吗？

后主政权的兴旺，关键在于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扶助政策，他不负先帝托孤之愿，处处为后主政权着想，而刘禅也不忘先父遗言：以“父视丞相”。《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写道：“……孔明出班上‘出师表’一道。……恢复汉室，更待何时？’”由此可知，孔明与刘禅亲如父子，后主事丞相如父，丞相助后主不辞劳苦，夙夜未忘先帝遗志，一心为后主完成统一大业，以扳先帝知遇之恩。

诸葛亮是名传千古的贤相，在他扶助下的刘禅也不失一位善于纳谏，遵循治国之道的国君。《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回写道：“……孔明回到成都，……皆抑其恩德。”“……时建兴十二年春二月，……臣之愿也’”。这不仅说明了在诸葛亮辅助下蜀汉政权的兴旺景象，也反映诸葛亮独到的治国方法及其尽忠竭力，为刘汉政权肝脑涂地，再所不惜的精神和意志。

这一时诸葛亮竭力尽忠，扶持后主，后主以父之礼对待诸葛亮，君臣志同道合，互相信任，互相关心，蜀汉政权呈现出兴旺景象。这一时期的“阿斗”确实被诸葛亮扶起来了。

诸葛亮死后，特别是尚书令董允的去世，蜀汉政权中能扶助阿斗的人基本上没有了。后来刘禅信任宦官小人黄皓，以至“乐不思政”。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败落得如此快，关键在朝中，再没有像诸葛亮那样尽心竭力、足智多谋的能人来扶他。

试看看孔明的继承人姜维便可以知道这一点。《三国演义》中多次借魏军将士之口说：“姜维深得武侯之术”。其实这话未必属实。如果说“姜维深得武侯之术”，那么他怎么连“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都不懂？怎么连“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的道理也不懂？在“贤人渐退，小人日进”的危难关头，姜维为何不先搞好关系，消除君臣之间的怀疑，理顺朝政，然后图外呢？刘禅本是才能平平的国君，再加上才能平平的辅助者，蜀国安能兴旺？因此，这时的刘禅不是扶不起，而是扶持者低下无能。

让我们再看看姜维吧，当他回成都，知道宦官小人黄皓从中作乱时，他也没理智地处理好此事。特别是当“黄皓哭拜维曰：‘……某命系于将军，惟将军怜之’。言罢，叩头流涕，维愤愤而出……”。黄皓固然该杀，但身为一国万军之主将的姜维，“忿忿而出”岂能挽救危难的蜀国？这种做法有失大将风度和辅臣深谋远虑的气质。黄皓是一个为私利钻营的小人。如果这时姜维以好言托之，施以小利，然后一步一步图谋他，于国于己必然都有好处。

从前魏延来投刘备时，诸葛亮深知魏延乃反复无常之人，久后必反，要杀了他，刘备认为魏延来降“杀之不义”。孔明并没有强求刘备，而是艺术地利用了魏延“勇猛”这一长处，为蜀国效力。后来还施以魏延大将军之职，魏延虽手握重兵，但在诸葛亮面前却服服帖帖地为他效劳。从孔明和姜维处理他们不喜欢的人这件事情上足以说明“姜维深得武侯之术”的不实际。也足以说明刘禅并非不能扶，而是没有能人扶这一事实。

姜维“忿忿而出”之后，他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誓死劝谏后主“亲贤臣，远小人”，而是走上了“托屯田姜维避祸”的道路。试想想：姜维身为孔明的继承人，手握重兵，不尽忠竭力地辅助后主，却走上了惜身避祸的道路，这样的人怎么能扶起刘禅？姜维避祸之后，黄皓等更得后主信任。正如“素丝无常，唯听谋之”的道理，后主被宦官迷惑成为一位昏君，以至后来“乐不思政”。主要在于诸葛亮死后，他的继承人，特别是姜维的无能造成的。

如果说刘禅是先天的昏君，国破家亡是他的必然结果，“乐不思政是他的特质所定。那么在诸葛亮扶持时期，他为何一度亲近贤臣，辛勤问政，蜀汉又为何一度兴旺？因此，笔者认为刘禅后期的腐化，蜀国的破灭，关键在于没有能人，没有像诸葛亮那样足智多谋、尽心竭力的贤人扶持的结果，而不是后主不能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