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我们往往会想到北伐军以少胜多、轻松击败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等三大北洋军阀的场景。然而，实际上，在解决孙传芳的过程中，北伐军并非毫不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解放浙江的战役中，夏超指挥的北伐军第18军因仓促起兵，遭遇孙传芳的反扑，导致夏超及其军长自己也被俘虏后残忍杀害。本篇将深入讨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揭示夏超第18军集团的命运。

夏超，字定侯，出生于1882年的浙江青田。他在1903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成为学生队队长。在1906年，夏超响应著名革命女侠秋瑾的号召，加入反清组织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部长。由于被借调到广西督练公所工作，直到辛亥革命的胜利后，夏超才回到浙江。他先后担任警察督练公所主办、杭州市警察局长、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统管着多达万余人的警察力量。

在北洋浙军的年轻军官中，以夏超和周凤岐（后任北伐军第26军军长）为领袖。他们展现出独立自主的意识，曾在1916年护国讨袁战争中成功赶走袁世凯委派来的浙江都督朱瑞。然而，在1924年冬，北洋军阀将领孙传芳进入浙江后，对夏超这个本地大佬进行积极的拉拢，甚至推举他为浙江省省长，夏超的权势达到了巅峰。

1926年夏，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武汉三镇。夏超看到形势急转直下，秘密派代表前往武汉与北伐军总顾问加仑将军会面。然而，加仑将军认为夏超是地头蛇，不值得寄予太大希望。他建议等待孙传芳从江西撤退后，再策动夏超起兵，将浙江设为战略缓冲区。然而，北伐军的成功超出了加仑将军的预期。为了策动夏超起兵反对孙传芳，广东革命政府在北伐军进入湖南前就派遣代表戴任、郑炳垣前往见夏超，达成合作协议。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广东革命政府再次派遣马叙伦、许宝驹前往浙江，催促夏超尽快起兵。他们甚至携带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亲笔信，承诺封夏超为北伐军第18军军长，并请求他提供武器支援上海工人起义。

孙传芳和周凤岐急切希望夏超能够起兵，因为东路军在江西战场上刚遭遇失败，南昌也被孙传芳赶出。他们需要夏超的起兵来分散北伐军的兵力。夏超原计划与周凤岐一起起兵，但由于周凤岐的浙军第3师被孙传芳调往前线，受到监视，夏超不敢轻举妄动。而夏超对于北伐军的秘密策动一无所知，仍在等待着周凤岐的联络。为了逼迫夏超尽快起兵，马叙伦、许宝驹频繁在上海租界与革命人士及各国记者会面，将夏超起兵的消息透露给公众。

马叙伦、许宝驹的行动引起了孙传芳的侦查，孙传芳得知夏超公开反叛后，立即命令宋梅村派王雅之带兵两个营前去讨伐夏超。夏超得知情报后，也感到紧张，派遣浙江保安第二总队队长章燮前去阻击。于是，两支军队在上海松江石湖荡镇对峙，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夏超曾在杭州召开秘密会议，部署了起兵的相关事宜。然而，夏超意识到自己手下的保安队虽然众多，却只接受过基础的警察训练，根本不能与正规军匹敌。为了提升保安队的战斗力，夏超决定说服周凤岐留在后方的一个团参与起兵。该团团长伍崇仁最初答应支援，并从夏超那里领取了5万元的好处费。然而，在夏超前线溃败后，伍崇仁却突然宣布中立，拒绝支援保安队对抗孙传芳的正规军。夏超得知伍崇仁变卦后感到焦急，亲自率领保安第一总队和保安第三总队前去支援。

然而，王雅之指挥的正规军虽然只有两个步兵营，但配备了一个野战炮兵连。在北洋军的野战炮轰炸下，夏超手下的保安队瞬间溃不成军，不到半天就被击退。夏超还尝试组织残余兵力坚守阵地，但最终无奈被左右亲信强行带上火车回到杭州。面对军长逃离，原本在坚持作战的第18军保安队员们也纷纷丢下武器，争相扒上火车逃命。夏超曾计划将残存的兵力集结在阵地坚守，但左右亲信一帮人将其架上火车回杭州。在火车上，夏超还试图组织残余部队坚持阵地，但面对保安队员们的集体崩溃，他也无计可施。最终，北伐军第18军就这样在混乱中解体了。

夏超回到杭州后，召集了一些本地大佬，向他们介绍了前线失利的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然而，众人无言以对，最终建议夏超暂时离开杭州避难。夏超临别时让嘉兴县长廖家驹负责收拢残兵败将，并在未来找到他。然而，这些被认为是夏超忠诚的人最终都被伍崇仁所俘，而嘉兴县长廖家驹也没有能够履行夏超的交代。因此，有传言称夏超此次失败是被伍崇仁所搞垮，而伍崇仁背后的主使者则是张载阳。由于张载阳在之前的战败中被迫下野，他一直想除掉夏超这个被认为是投机分子的对手。

夏超的失败最终导致他被宋梅村秘密处决，享年44岁。其遗体被掩埋在乱石丛中，首级甚至被割下送到孙传芳的九江指挥部供检验，最终丢弃于长江。直到北伐军在1927年春季攻占杭州后，夏超的旧部才将其无头遗体挖出重新安葬。蒋介石也特别发出褒恤令，追封夏超为上将。浙江省参议员许行彬在吊唁会上为夏超撰写了一副挽联：“二十年谋生聚教训，惜无范蠡文种；一世养鸡鸣狗盗，谁为聂政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