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自行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途经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乌鲁木齐、洛阳等多个城市，历经156天，横跨10756公里，荷兰人奥雷·伯曼（Ole Bouman）最终抵达上海。

自西向东，横跨大陆，路途之艰辛，唯有亲历方能体会。“支持我完成旅程的，除了运气，还有‘对话’的渴望，以及对‘和平’的向往。”奥雷·伯曼说。

向东缓行

如何从阿姆斯特丹抵达上海？买一张机票，飞行十几个小时，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于奥雷·伯曼而言，这趟旅程却是个例外。

2024年2月1日，年逾六旬的奥雷·伯曼骑上一辆自行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以上海为目的地，开启了“万里走单骑”的“东游记”。

奥雷·伯曼是一名历史学家、作家、城市设计和建筑策展人。2005年，他第一次飞往中国，其后数年间，奥雷·伯曼举办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讲座、第一次展览。

“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在奥雷·伯曼看来，这种转型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如何发生？又将转向何方？这需要探讨，并且只能通过对话来探讨。”2015年，奥雷·伯曼选择长期留在中国，开启与中国的“对话”。

担任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改造老玻璃厂房，建立新博物馆，受邀成为同济大学的外籍教授……近十年间，奥雷·伯曼在中国的工作充满机遇与挑战，“我学到了一些‘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运作模式、管理方法等等。但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在哪儿？我从未真正接近过这一问题的核心。”

辗转“飞行”于东西方国家近十年，这一次，奥雷·伯曼决定向东缓行：带着45公斤的行李，骑着18公斤重的自行车，途经18个国家和地区，跨越约300条河流和溪流，通过约100个山口，穿越3个沙漠……历时156天，奥雷·伯曼终于抵达中国上海。

为何要以如此缓慢的速度前往一个早已熟悉的地方？“我想要理解‘东方’的意蕴并分享这种理解。”奥雷·伯曼将这趟向东方的骑行看作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东方不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路途中活生生的现实。

“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永远不能揭示‘东方’的真正意蕴。”奥雷·伯曼说。

重走丝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丝绸之路”的概念引入大众视野，但对于穿越欧亚大陆的无数旅行者而言，这条漫长的旅途在被定义之前就已存在了数千年。

身为历史学家，奥雷·伯曼几乎本能地规划了一条文化密度、历史浓度最高的路线：阿姆斯特丹、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乌鲁木齐、敦煌、兰州、西安、洛阳……直至上海。

“数千年来，无数历史事件在这条路线上发生。其中的一段恰好被称为丝绸之路。”在奥雷·伯曼看来，历史上，西方的征服者为了自身利益向东挺进，东西方的商贾为了利润在丝绸之路上频繁往来……“很少有人单纯为了兴趣，或者为了理解他者而远行。”

在中国生活近十年，奥雷·伯曼感到，即使是那些以专业写作中国为职业的西方人，在面对中国时也很容易陷入某些“假设”中。“（他们）思考东方时存在一种深刻的懒惰，而这种懒惰又因寻求敌人、竞争对手或反对派而被放大。”奥雷·伯曼说。

在他看来，这趟旅程本质上是对这种“懒惰”的回应——骑行穿越边界，对发生的变化持开放态度，并观察人们如何塑造独特的生活。

边界与共性

这是一趟穿越边界之旅。“我知道我会经过很多边界，国家边界、语言边界、宗教边界、文化边界、历史边界……”奥雷·伯曼说，从荷兰到德国，语言和文化已有所不同，下一个国家奥地利，则在查理曼帝国时期被称为“东方边区”。

在这趟旅途中，土耳其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自此，奥雷·伯曼踏上了新的大陆——亚洲。但当他越接近东方，却越来越被边界两侧的共性所打动。

边界之下，共性无处不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奥雷·伯曼发觉，在边界的两侧，人们可以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同样的审美观点，甚至同样的美食。

从亚拉拉特山附近进入伊朗，奥雷·伯曼沿途经过霍伊、大不里士、赞詹、卡拉季……最终抵达首都德黑兰。奥雷·伯曼游览了许多城市的集市，在他看来，这些集市生动地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平台，也是不同文化世界融合的场所。”奥雷·伯曼眼中的商店、仓库、货栈、骆驼棚、理发店、面包店等，交织呈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欧亚小宇宙”。

奥雷·伯曼来到土耳其，拍下自行车和亚拉拉特山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超越于边界之上的，还有人性的善。在伊朗，奥雷·伯曼曾在凄风冷雨中翻越一座山岭，一辆陌生的汽车静静地紧随浑身湿透的他，“后来我明白了，司机想让我坐进他车里避雨，好暖和一点儿。”两人素昧平生，语言不通，宗教不同，“这不是我索取的善意和款待，是另一个人自主而生的善念。而这样的善念伴随着我整个旅程。”

前往德黑兰的道路繁忙且尘土飞扬。在漫长的行程中，伊朗人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令奥雷·伯曼感到温暖。中东燃起的战火，让边界更加难以跨越。他不得不将旅途分割为两段：乘飞机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从塔什干沿丝绸之路继续向东骑行。

对话与和平

2024年5月10日，奥雷·伯曼抵达新疆。从伊宁进入，途经乌鲁木齐，再深入到广袤的戈壁沙漠。

奥雷·伯曼抵达新疆吐鲁番市火焰山景区。受访者供图

奥雷·伯曼在交河故城领略佛寺遗址的宏伟与宁静，在瓜洲的博物馆聆听玄奘法师取经的传奇故事，游历敦煌莫高窟和张掖大佛寺，“我仿佛沿着一条自西向东的佛教巡礼之路，同时也是东方的精神生命线。”

在兰州，奥雷·伯曼领略多元文化共处的魅力；在洛阳，奥雷·伯曼探访老子的足迹。他一路向东，踏入华夏腹地。在这段旅途中，中国的历史和当下都如此鲜活，交织成锦，生生不息。

“在中国，我追溯了佛教逾千年的传播足迹，体会到追求启迪和内心平静的理念，随后进入了道教和儒家思想的核心地带。”奥雷·伯曼认为，这些价值体系虽在灵感来源上各有不同，但它们在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上却有着相似之处——都是通过时间的积累和不懈努力来实现的。

站在丹阳的稻田旁，奥雷·伯曼对中文“和”字有了新的领悟：“和”字由象征稻米的“禾”，以及象征人的需求和消费的“口”组成。稻米与人相结合，共同孕育出社会与文明。反之，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也离不开人与粮食的相互依存。

有了这样的理解，中文的“和平”更显意味深长。“‘和’是和谐与协调的象征。‘平’是人与人之间，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平衡。”奥雷·伯曼说：“这是一种努力，是一种创造，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工作。创造和平需要智慧和谦逊，需要艰苦的付出。”

奥雷·伯曼出生于阿默斯福特——一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经战火洗礼的荷兰城市，这让他自幼就对和平格外珍惜。漫长的旅程也让他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通往进步的道路，更是生存的基石，“要想取得和平，东方与西方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都需要保持对话。”

在奥雷·伯曼看来，坐下来一起喝杯茶，可算是一场“小小的和平行动”：“如果人们向彼此分享自己的时间，进行对话，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对方；但当人们不再分享，而是互相指责，却对事实一无所知，就更难保持和平了。”

历经5个多月的“万里走单骑”，奥雷·伯曼终于抵达了终点。然而，他的“对话”仍未结束。

奥雷·伯曼抵达万里东行的终点城市——上海。受访者供图

在浦东新区的碧云美术馆，以这趟旅程为主题的展览“东游记”（Journey to the East）正在展出。展厅正中央，摆放着奥雷·伯曼的“亲密伙伴”——那辆伴他骑行万里的自行车；展厅四周，环绕着不计其数的旅途照片。

“我尝遍了沿途的美食，感受过冬日欧洲的寒冷和夏日中国的炎热，才抵达这里，和你们展开这场对话。”展厅外，奥雷·伯曼身着骑行服，正坐在一张白色椅子上娓娓道来。

“如果我只是跳上飞机，来上海花几天时间做个项目，”奥雷·伯曼顿了顿：“那么这场对话将永远不会发生。”

受访者简介：

奥雷·伯曼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万里走单骑”的感受。周孙榆 摄

奥雷·伯曼（Ole Bouman），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曾任《Volume》杂志主编，荷兰建筑学会馆长。他曾参与策划第三届欧洲宣言展，以及深圳、圣保罗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国家馆，并担纲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奥雷·伯曼独著、合著作品有《建筑中的不可见》《无所不在的中国》《责任建筑》《设计互联：成为创新聚合力平台》等，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香港大学讲授建筑与设计课程。

（原标题为：《“万里走单骑”：荷兰人奥雷·伯曼的“东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