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之后，东南边，朱元璋建立了明朝（1368），西北边，基辅罗斯（留里克王朝）重新统一了破碎的俄罗斯民族（1380关键战役，1480独立）。

这两个王朝，几乎同时继承了蒙元的一些统治遗产，在经济和政府管理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国都不太愿意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两国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统治。

但也正因为前所未有的专制，在大航海时代其他国家纷纷崛起时，这两国反而变得孱弱畏缩。

蒙元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让东西两个“继承人”，变得雷同，又如此畏缩？

蒙元的遗产之一：驿站

要致富，先修路。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在古代，陆运不能运输大宗商品，平坦的道路主要是用来传递情报和运输军队。当然，一些轻质又贵重的商品，走陆运也正常。

西方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道路，在中世纪期间，基本上已经荒废了，因为大家都走海运和河运。蒙元为了统治，修了很多路，条条大路通大都，而且把路养得很好。

蒙语里面有个词叫“jam”，南宋时称为“站”。蒙元时期，在俄罗斯，蒙古人建立的驿站交通系统，当地称作“jam”，读音和“站”相同。“站”和古代汉语的“驿”合用，称为“驿站”。

驿站交通系统成为蒙元的重大遗产，之后的莫斯科大公和明朝皇帝，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驿站系统在广阔的帝国公国或行省之间传递信息，一旦有叛乱发生，也可以迅速的行军扑灭势头。明朝还把驿站做了细分，分为水马驿、急递铺、递运所。

驿站中有当地的民众进行马匹喂养、提供食宿，一般由官方支付费用。在这个交通体系内快马加鞭，一天可完成300里的行程。

有了驿站交通，蒙古人可以保持对公国和行省进行严密控制。在俄罗斯，金帐汗国把这一套系统传给了莫斯科大公，因此，处于交通要塞的莫斯科，可以很方便的统治西北边的诺夫哥罗德和西南边的基辅。

1570年，伊凡四世镇压诺夫哥罗德商人起义时，三天之内就从莫斯科行军至诺夫哥罗德城下（相距500KM）。同时期的欧洲，哈布斯堡家族想从西班牙到奥地利探亲或支援，需要花10天时间乘坐船只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再从热那亚走半个月陆路到奥地利境内。等到了目的地，啥都凉了。

蒙元的遗产之二：户籍管理与基层管理

户籍制度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中央统治的生命线。

在秦朝的时候，中国就有非常先进的户籍制度了。

在北宋以前，虽然也有不错的基层管理制度，但是效率并不高，无论是治安管理、税收还是征兵，都不太好用。

蒙元继承了宋朝的保甲法，加上更为细化的人口普查制度，大大加强了征兵和征税的效率。明朝当然用的也是这一套系统，而且因为管理班子重归汉人，这事变得更严谨。

在俄罗斯，蒙古人在1257年第一次对俄罗斯人进行了人口普查，并贯彻了保甲法的精神，将俄罗斯十户作为一个单位，基层管理变得更加方便和牢固了。

也正因为有强大的基层管理制度，俄罗斯可以迅速地集结兵力，而不用像欧洲君王那样，花大钱去外国找雇佣兵，或者向教皇求救。

这种先进的户籍管理和基层管理制度，让欧洲人羡慕不已。

哈布斯堡家族的游客来到莫斯科访问，他们观察到，每隔两三年，此地的大公们就召集人员，挨家挨户地进行大规模人口普查。欧洲人惊呆了，他们直到19世纪才有正式的人口普查。

俄罗斯人民和当时的大明王朝子民，在严苛户籍制度和人口普查之下，变得非常温顺。

和同时期的欧洲对比，欧洲人显得就很“刁蛮”。

1559年，法国因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斗争，导致国库空虚，许多地方官员4年都没有领到工资，法国各市政府派人去收税，民众拒绝纳税，还把前来催收的人痛打一顿，法国那时候穷啊，国王只好去敲诈修道院。

俄国就不同了，农奴们几乎被沙皇和大公们压榨得抬不起头。所以，到了俄国革命时，他们压抑了千百年的怒火冲天势不可挡。

总之，有了这两样遗产，留里克王朝末期-罗曼诺夫王朝和大明王朝，可以相安无事地进行集权统治了。

但也因为集权统治，彼时的俄罗斯和中国，没有拿到大航海时代的船票。

底层人民，被户籍制度捆绑和压迫，没有能力集结反抗。

新生的商人力量，也无法变得和同时期的欧洲人一样，进行自由的全球贸易。

而且，由于商人天生就更亲近金钱，可以为了金钱不惜和统治者对着干，所以，在朱元璋和伊凡三世从蒙古人手中接过统治权时，他们都选择了较为严苛的贸易政策。

俄罗斯原本是商业立国，海运+河运，让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迅速崛起。

而后莫斯科大公赶走蒙古人之后，害怕商人们勾结外国势力（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和北欧国家走得太近、南方有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所以，在留里克王朝末期和诺曼罗夫王朝早中期，俄罗斯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只允许特定的商人进入境内做生意，要获得经商许可，需要向沙皇和大公们缴纳不菲的金钱。

明朝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严禁自由贸易。

在欧洲人坐着船到处抢地盘的时候，朱元璋和伊凡四世就只能干瞪眼了。

（文：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