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粟特人曾活跃在内亚和东亚地区，他们是历史上一个特色鲜明的民族，在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政策下，他们能往来于商路之上，创造了大量财富。

从东汉到宋代，几千年来，丝绸之路上都有这些人的身影存在。后来的粟特人甚至腰缠万贯，堪比王族。

他们是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也因此逐渐成为了垄断者。后来的他们甚至跻身官僚体系，参与隋唐的外交事务等，官居高位。

随着政治地位提高，粟特人的财富也积累得更快，他们的商业帝国也日渐繁盛。

此外，他们还推动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也是各种绘画、舞蹈、音律等优秀文化的创造者。

到了后来，这些人的地位却一落千丈，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而且这些也和“安史之乱”脱不开干系。

他们下场如何？留在远东的粟特人最后真的被汉人接纳了吗？

因利而聚:粟特人的起源与特征

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也在历史长河中繁育出了围绕其活动的无数奇人异事。

如果在古代，有人曾在丝路上见过一行身着白衣，且离得近了还能在他们身上闻到一丝羊肉味道的人，那么他们便是粟特人了。

粟特人（Sogdian），是古代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的古老民族，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

他们常年往来于丝绸之路上，是中西方商业文化等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史载栗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作为主要的贸易承担者，粟特人几乎从小就跟着家人（主要是父亲）四处经商。

他们的足迹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到新疆，东到江苏。由于经年累月的奔走需要，

他们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周围如长安、洛阳、楼兰、敦煌等地定居下来。

在他们不断迁徙的过程中，由于夹在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所以他们也在不断向东搬迁。

粟特人当中很多人拥有万贯家财，随着一代代的积累继承，经商的手段成熟，又有商路做依托，粟特人几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财富不断膨胀。

自汉魏起始，粟特人就开始广泛存在于丝绸之路上进行往来贸易，到了隋唐时期，很多粟特人已经逐渐融入了中国国土。

粟特人是一个十分重视经商的民族，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他们能坚持长年外出经商上面，还体现在他们的娱乐方式上面。

中原人过各种节日一般会趁此机会好好休憩一番，或花钱购置物品礼物，博家人一笑。

而粟特人则不同，他们连过节都要“斗宝”，不花钱，但要“比”谁的钱多。

在他们过岁首节（即粟特人的年节）时，会将自己平日珍藏的宝物一一陈列在众人眼前，并且之后还要进行“比赛”。

拥有宝物数量最多的人会得到一定的尊荣，可以坐到高位上戴上特制的帽子。这种行为与农业上的春种秋收倒有几分相似。

但是，拥有诸多财富的粟特人，平日却并不高调，根据《一切经音义》记载：“

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

”。

古代人常以服侍冠靴来划分等级，许多官家显赫之门，甚至仅凭衣服图样便可辨其身份、官职甚至姓名。

然而粟特人随性洒脱，不拘一格，他们的素衣不代表任何等级，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穿什么花纹就穿什么花纹。

白色衣也并非指的是他们只穿白色，只是他们穿衣颜色以素净为主，不爱黑色（视为丧事所用）。

对于商人来说，

可交易之人，皆为平等

。所以服侍身份以及等级划分对他们而言并不是第一位的。

尽管如此，可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经商往来，依旧无可避免地要与中原王朝打交道，而他们也逐渐琢磨出了与之更好共存的方式——加入其政治体系。

因利而治:融入官僚体系的粟特人

因为隋、唐推行“胡、汉有别”的政策，所以汉人能够经商的机会被打压，在商业往来的舞台上，粟特人却几乎能独占好处，迅速获得发展。

虽然商人的本性是争夺资源、抢占先机，但是这些粟特人并非只是独霸一方，他们对待自己人十分亲切，也乐于和同伴聚居同行。

粟特人往来于漫长的商路上，因为各地的管辖范围、治理方式也天差地别，加上沿途地区气候不算宜人，这些人在途中必然要经历诸多艰难与危险。

《西游记》里的唐三藏有三个本领通天的徒弟，尚且难以自保，更何况这些粟特人身上带有珍宝无数，很容易被劫匪盯上。

所以这些人不得不联合起来，他们后来也有了自己的首领，名为“

萨保

”，意为“队商首领”。他们常以百人同行，声势浩大。

据《通典》记载，在开元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地区，胡汉客商通过“店”进行贸易往来，其中就不乏众多粟特人的参与。

这样一群人，中原王朝也不会坐视不理。为了控制粟特人，自北魏开始，洛阳就已设了京师萨保，其下各有州一级的萨保。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粟特人部落的治理管控从未松懈，《职官典》及其他史书都有关于萨保的相关记载。

这也从侧面说明，身为商人的粟特人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中原的政治生活，进入了汉人的官僚体制。

萨保拥有自己的萨保府，此外朝廷还设有萨保府祆正、萨保府长史、萨保府府率、萨保府府史等官吏，分类详尽。

粟特人逐渐融入国家的政权内，

甚至能担任行政外交之类的要职

。当然了，外交事务方面他们确实也有一定的经验和发言权。

他们大多都能精通数种语言，跟各地的人交流起来毫不费力，这当然也是他们外出经商的“基本功”。

粟特人因此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度，能更好的利用其便利谋求自身发展，到了后来，这些人当中不乏富商巨贾，个个腰缠万贯。

有记载曰:“

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

对一个古代重农抑商下的普通商人来说，这算是十分惊人的财力了。

然而就是因为粟特人不怎么受重农抑商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商业帝国越做越大，或许他们身边也围绕着无数中原商人嫉恨仇视的目光。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粟特人对东西方交流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们从各地带来珍宝异器，使这些东西有机会流入中原。

外地流入的珍品器物丰富了人们的眼界，也使中原人意识到“天外有天”，他们明白了自己眼光看不到的地方，那里的世界是十分辽阔的。

此外，粟特人还将中原的丝绸、香料等物运送去世界各地，也使中国的各种珍品名扬海外。

粟特人因利而趋，也促成了中西方经济、文化、宗教等的全方位交流。因为古代并非如今社会这般，买张机票就可以随意去全球各地旅游。

古代行路慢且困难，且古人重视故土情怀，有个中国传统观念叫“落叶归根”，可见其人民对脚下土地的执着。

所以除非逢战乱、饥荒、自然灾害，百姓们并不会随意迁徙他地，更谈不上去很远的地方。

所以粟特人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视野，

他们带来的这种文化多元化的特征，也源自于他们自身的特质，这一点从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上就可以见之一二。

因时而聚:文化交流的纽带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而粟特人除了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还信奉祆教、景教、摩尼教。

他们的多元性还不止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在文化上，这些人主要以粟特文化为主，同样还带有着北方游牧地区、西域地区、波斯地区的文化的影子。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在古代时期，为了维系政权的稳定性，各个古老文明大国与小国都重视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几乎很少出现这种被众多文化杂糅影响的情况。

这与他们接收外来物品传入并不冲突，因为即便是耳听目看过众多流入的外来特产与器物，也很难真的在其性格中为其所影响。

有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亲身体验过各地风光的粟特人，确实更有条件体会那些纷繁各异的文化。

粟特人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在音乐、绘画、舞蹈方面都颇有造诣，获得了同时期之人的认可。

米嘉荣的歌声曾被刘禹锡赞曰：“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

另外有史学家研究出，中国的醉拳也有一些对粟特人舞蹈的借鉴承续。

因为粟特人常年与各种奇珍异宝打交道，所以他们也是被人信赖的“鉴宝大师”。

《南部新书》中记载:“

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唯胡人辨之”

。

粟特人还很喜欢穿中原的服侍，在一些考古遗迹中，曾出现过粟特人身穿汉人女子衣裙的画像，这说明他们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和接纳。

粟特人的聚落里汇集着四面八方的各国文化，他们相当于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交流纽带的作用。

不过，重利的粟特人并非什么绝对的文明人，他们除了买卖牲畜，还会进行奴隶交易，甚至直接抢掠。

有记载曰:“

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

。”

另外《册府元龟》记载，“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说明粟特人在高利贷上也伸出了手去分羹。

他们有经商的手腕，而这些手腕同样有见不得光，甚至在如今为人所不齿的部分。

他们身为商人是十分成功的，但其抢掠妇女、胡乱放高利贷等行为也对当时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此外，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粟特人身上的人情味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寡淡的。

那么，常年在外的粟特人是否会思念故土和家人？

因利而散:融入汉人的粟特人

粟特人的部落中实行的是父系小家庭制度，儿子长大后就要脱离父母的小家庭，自己出去闯荡，或跟随父亲去经商。

他们从小就对经商之道耳濡目染，“

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

在这些人当中，即便他们是亲兄弟，也会将财产账目等算得一清二楚，和其他人就算得更清楚了，这也说明了粟特人对利益的重视是放在亲情之上的。

另外，粟特人的正妻在家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这也无法排解她们常年与丈夫和子女分离的寂寞。

在粟特人的婚姻制度中，丈夫是可以休妻的，同样的，妻子也可以休弃丈夫，再嫁他人。

因此常年分居后的粟特人夫妻，可能会一拍两散。这样看来，粟特人的婚姻制度是具有很大不稳定性的。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句话是描写商人的:“

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琵琶女嫁给商人做妻子后，几乎就没见过他几次了，也没有夫妻之间的温存。

粟特人因同利而聚居，后来也因为新的利益迈向新的远方去了。由此看来，他们似乎对于家庭的稳固和血脉的承续并没有太深的执着。

这和其他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是全然不同的，中国古代有宗法制，

需要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家族、血缘、政治是牢牢控制在一起的。

这种制度有利于早期封建统治的稳定，也影响了后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为文明的长久延续进行了积极推动。

然而四处奔波的粟特人身上没有这种特征，他们血缘、家族意识的淡薄，从他们的聚落方式就能看出端倪——永远依赖于经济利益。

粟特人像一口大锅，被人加入各种不同的颜料搅拌，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见一丝自己喜欢的颜色，可是这些颜色却根本无法统一。

就像粟特人一般，流离颠沛的生活让他们身边只剩下了和自己一样追赶利益的人。风沙为伴，银钱作响，他们的一生都如浮萍一般。

虽然朝廷的制度给他们经商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古代人对外来人口的接受度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尤其是在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粟特人，更是饱受敌视，百姓们认为这些外来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粟特人经常面临被汉人屠杀的境地。

汉人对粟特人的排斥也让粟特人不得不进一步汉化，他们力图掩盖自己的胡人身份，到最后甚至不惜改姓更名。

《李国珍墓志》记载了一个粟特人改名之事：“本姓安氏。……武威郡人也。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

中国有句话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改姓是件大事。

古人尤其认为姓氏乃家族根本，是溯源、承袭的基本依托。

而粟特人对此并没有那么执着。

他们将自己的姓名中的“沙”“朝朝”“盘陀”等这种一听就知道是外族之人的用词改成了汉人常用的字词，如“忠”“仁”等。

此外，很多粟特人选择与汉人通婚，慢慢融入汉人的婚姻制度。

在丧事方面，他们也模仿汉人传统，人死后要为其停尸守灵，还要守孝三年。

有考古遗存显示，西安的北周康业墓、安伽墓、史君墓等，里面都留有粟特人的后裔。这些外来人口，在魏晋和隋唐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历史痕迹。

结语

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在为自身谋求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深刻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等的交流，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帝国，几乎成垄断之势。

但是他们常年流动的特征也导致其无法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婚姻制度和父系小家庭制度让他们血缘意识淡薄。

但是这些人往来于商路之上，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共同繁荣、推动了文化交流、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他们在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造诣也获得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认可，为繁荣中国古代文化添了份力。他们进入官僚制度后的作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参考资料

《丝绸之路研究》

《粟特人在中国》

《西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