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不安心理：政权本身的问题

赵宋得国不正，在制度设计上充满不自信与不安。为克服这种不安心理，北宋前中期设置监察使职，

成为统治者对官员的一种监管手段。

北宋立国的不合法性早已受到质疑。例如清人王夫之即怀有这种观点，并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

王夫之在《宋论》中对之前历代王朝建立的由来和宋朝的由来进行对比，

认为赵宋一朝实际上并未能够真正取得合乎法理的政权地位。

王夫之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结束五代乱世之人，他只是作为在周世宗之后攫取了后周战胜果实的人。

王夫之指出，商、周取得江山是因为其统治者能够施德于人，汉、唐两朝统治者凭借军功，得到天下，

德行足以安定天下，

以恢复社会秩序，功绩足以平定乱世，安抚百姓的。

至于宋朝立国，并非以上两种情况，而是赵匡胤作为一个军事强人，在军队内部取得一定地位后，

进而对周围军事割据政权进行征伐、兼并的结果。

所以，观王夫之之论，可以明显看出北宋并不具备立国的合法性。

另外，职业军人推翻原有政权，篡权自立的事例，

在五代乱世屡见不鲜。

作为北宋的建立者，宋太祖、宋太宗深知这个群体的力量。宋朝建立之初，军事力量成为统治者不安的来源，

甚至严重影响到了国家制度的制定。

故而，宋初在制度设计上对职业军人的防范十分严密，将军队的训练权、调度权和指挥权进行分割。

北宋初多次对辽作战的失败，更加剧宋朝政权深处的不安，这种不安，

更直接触及到政权深处的非法性，

在制度设计上也有直接体现。

因此，这些因素便成为北宋前中期的政治制度设计时的“阴影”。宋太祖作为从五代硝烟中走来的实力武将，因此需要重塑社会，

他对此有相对深切的体会。

据史载，宋太祖曾就这个问题召见赵普问道：“五代乱世以来，政权更迭交替频繁，这是何原因？”

五代时期兵权旁落，被北宋前中期的官员士人认为，

这正是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频繁的原因。

因此也被统治者视作新朝建立之初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北宋建立之初，军事将领的权力被限制、行为被监督，

这些行为实际上是统治者对军事将领权力的压制。

对这种打压做法的分析，在陈峰先生的《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指出，

这种“崇文抑武”的做法与其说是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对文官的推崇。

不如说是宋太祖制定制度时的偏向，针对武官的限制从收兵权开始，制度中心偏向文官的做法，更符合历史真相。

继而在中枢机构逐步恢复文臣应有的地位和角色，在之后，

则陆续任用文官掌管地方行政，

同时注意保护文臣的利益，免遭武将的迫害。

又如，武将德州刺史郭贵被调离本地时，曾经担任国子监丞的梁梦升接任之后，

对郭贵族人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彻底地清算、处理。

尽管在此之后郭贵通过太祖亲信武官状告梁梦升“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但作为主管官员的梁梦升并未因此受过，

反而被宋太祖加以提拔，继续留任。

这样针对职业军人的限制、打压，正是即统治集团在军事上对这个群体进行管理和监督的直接表现。

除了对将领行为的打击，北宋前中期，

利用监察使职制度对军人的监督与管理也尤为突出，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军队的纪律监督与管理。

比如，监军以及相关的使职在军队中广泛出现。

前文已经述及，李昭述在湖南潭州任职期间，就已经出现过监军对军队监督过于严苛引起士卒不满的问题，

说明当时监军对军队的监管确实很严苛。

宋太祖一朝对待武将虽然采取高压态势，但是并非“一刀切”式地对待所有武将，

仍能对武将群体采取相对稳定、客观的态度。

北宋初期宰相王曾的笔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派遣曹彬下江南平定割据政权，

许诺待到凯旋之日会授予相位。

曹彬平乱之后，凯旋宴席上曹彬重提此事，宴会结束之后，

曹彬等将领得到“金十万贯”的奖赏。

因此，宋太祖一朝对待将领并非一味采取高压态势，方式仍旧依据具体问题，区别对待。总之，

北宋初制定监察制度的目的仍是维护皇权，

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北宋前中期拆分唐朝形成的相对完整的监察使职制度，将原先综合性的监察权进行拆分，在地方设置多个监察机构对地方经济、行政、法制、文教、军政等事务，分别治之，

形成新的监管机构，即“监司”。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影响力、管束程度不断加强，将对地方的监管当作国家稳定的根基。这虽然是对唐末五代乱世的思考，

但也暗含着用非法手段夺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隐形问题。

监察使职也从一定期限的派遣，变成地方监察官员，配合通判等地方监察官员形成一个新的制度体系。

宋朝监察制度的设计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保持一致，

通过分权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监察使职通过对官员的监管维护皇权。这也是监察制度的最终目的。

财富的积累：经济因素的影响

宋代经济发展十分活跃，财富累积，这就不得不使得统治者加强对官员敛财贪墨行为的监督和惩治。故而，

经济因素也是北宋前中期监察使职设置的原因之一。

从唐末农民战争时期到赵宋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社会经济活跃的原动力是农业的发展。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土地制度的改变。原先隋唐继承于北朝的“均田制”最终崩溃，再加上唐末五代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经济发展出现重大问题。

土地经营方式的活跃，造成当时的土地流转速度很快。在那个时候，

人们通常认为积累财富并非羞于启齿的事情。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带来了土地占有方面的不平等，进而经济生活中，成为官员贪腐的诱因。宋代对治理朝官的贪腐问题十分重视，

设置大量监察使职，对官员进行监督。

商品经济的活跃带来的是崇尚财富的社会风气。北宋初期，官员的考核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晋升，考核的结果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所以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是地方监察使职的重要职责

。

转运使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并不只是表现为考察官员的政绩，还会考察他们办事效率的高低，是否出现贪腐或者渎职行为，

以及是否对地方的正常行政秩序产生不利影响等。

这都和当时监察使职所承担的地方监察职权有重要关系。

在开宝九年的诏书中，将地方州县官员行政能力高低与否进行考察，将结果进行分类和评定，据此进行管理和上报，

作为官员考核的准则。

由此可见，对官员是否存在贪腐行为进行查察，是监察使职的重点工作之一，对贪墨官员的处置是作为官员整顿的重点问题在进行，

也是从官员任职资格方面进行考虑的。

皇帝专门下诏书进行整顿，一个朝代对贪腐行为的纵容度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官员自身的素质、涵养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所以，

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洁身自好。

还有，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时，时任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的张君平上书，就当时南京及周围大片区域水利设施陈旧。

对现在的水系产生阻碍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认为在养护沟渠的过程中，由于官员的疏漏和贪墨现象，

才导致现在新、旧水利设施相互勾连。

无法达到预先设定好的灌溉等作用，并且专门针对官员贪墨现象向皇帝上书，指出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

应该从“察吏贪墨，傍缘役事箕敛民钱者”入手。

进而解决沟渠年久失修的问题。这是检查内部，排除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弊端的手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转运使的监察活动也体现在多个方面，

修渠、针对地方的经济事务进行调整、监管。

这样的经济监察手段，也是从另外的角度掌控地方财政和重要基础设施。

充足的后备力量：官员选拔方面的因素

从宋初开始，统治者奉行以文为贵的基本政策进行制度设计，提升文士的地位，以文官政治著称。

统治秩序的稳定是通过大面积任命文官实现的。

宋初的统治者由于此时已经取得了政权，只不过域内还存在威胁政权稳定的因素。

通过任用文官、扩展文官权力，压缩武官的权力，统治者把控军权，

采用汉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做法，

对全国的军事力量进行集中管理。

在宋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中举之后的文人等于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当时中举的士子可以直接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从而改变之前“寒窗苦读”的状态。

“榜下捉婿”也是当时崇文的重要表现。因此，监察使职得以在北宋前中期广泛设置，

和“崇文抑武”风尚下有充足的官员来源也有重要联系。

宋朝的科举，与唐朝相比覆盖面更为广泛，取士名额增多，

以进士出身担任国家要职的官员数量很多。

两宋时期宰相的人数是133名，以科举授官的人数有123名，占比在92％。

北宋被授予宰相一职的人数有72名，进士出身有63人，占比为87％，

其中有3名是太学舍选出身，1名是制举出身。

《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在81％，其中通过恩荫授官的人数仅有7人，占比为6.73％。

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唐以来科举取士被高官权贵、豪门世族所垄断的情况

，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尽可能地落实择优录取与平等竞争的原则。

这是科举取士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为大批平民子弟进入仕途，

向社会的中上层流动提供途径，

这些平民子弟中也涌现出了众多名臣贤相。

这种大范围的阶层流动为监察使职的相关职务提供大量的人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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