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代历史学家赵翼的说法，皇太极在世时，并没有攻取中原取代大明的信心想法，只是想以战迫和；同样，李自成一路势如劈竹，兵临北京城下，所提的条件，无非是封王，将山西陕西两省封给他，100万两银子犒军，并表示这钱不白拿，愿意替崇祯去打满洲和张献忠，可惜被崇祯断然拒绝，也因此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请问崇祯宁死也不肯跟李自成皇太极妥协议和，完全是个人性格缺陷所致（怕担责任，太过虚荣），还是当时的客观条件社会背景不允许？

即使把崇祯换成赵构，也不行？

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在松锦会战发生前的公元1638年春夏之际（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崇祯曾主动派遣秘密使节前往沈阳，想和皇太极议和。双方有实际接触。

但是事情在朝廷上曝光后，立即遭到以卢象生为首的主战派和以黄道周为代表的东林党的激烈反对。崇祯皇帝寡断，又不愿意站出来担当，反而把这事推卸给别人。这次议和就不了了之。

清朝崇德三年四月初四，忽然发生了一件事：六个明朝人搭乘一条小船，悄然来到辽河口，被清军巡骑拿捕。此时皇太极西征蒙古，不在沈阳，留守王贝勒（应为济尔哈朗或其他人）热情接待这些人。

是日，明镇守山海关太监高起潜，遣瞽者周元忠偕六人，诡以议和来报。留守王贝勒信其言，遣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礼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詹霸，迎宴之。——《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四月初四

六人当中的为首者，竟然是一个算命的瞎子，他自称叫周元忠，受山海关镇守太监高起潜的指派，来沈阳拜见清主，转达崇祯皇帝的一个想法：明朝打算与清主议和。事关重大，为达到保密的目的，明朝才委派他这种不容易被人注意的微鄙人士。

处于交战状态的明清两方，时常会物色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做信使，完成一些官方还不便出面，需要低调暗中联络的事务。这类人士有商人、有百姓、有被俘后被有意释放回去的文武官员和军卒。最常见的是番僧和方士，明、清和蒙古三方都很敬重藏传佛教喇嘛，又痴迷谶纬和占卜，所以后两者最适合以私人身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任务。

以往数年，明朝对和议的反应一向都很迟钝，现在态度居然出现大逆转，不仅主动派人来，还号称是得到明朝皇帝的授意。周元忠的突然出现，立即产生轰动效应。

皇太极回到沈阳后又惊又疑，他先交待下属盛情款待周氏，又做出两个安排：写了一封给高起潜的回信，重申愿意休兵言和的旧话，嘱咐周元忠带回去复命；另外再派出线人，与明朝宁锦巡抚方一藻接洽，想确认周元忠的身份和他的言辞是否属实，验一验这个其貌不扬却谈吐不俗的家伙，真是肩负重担的明朝密使，还是胆大包天来骗吃骗喝的江湖混子。

周元忠在沈阳住了半个多月，带着书信告辞，再也没回来；方一藻那边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皇太极等了四个月，没下文了。

其实周元忠说的都是实话，只是崇祯又变卦了。

崇祯做皇帝时，明朝已处在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境之中，农民起义在北方各地烽起。崇祯八年春，农民军杀入凤阳，烧了朱家祖陵，给崇祯帝造成极大震动，“几欲惊死，素服避殿，哭告祖庙”。转过年，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提出一个挽救危局的惯用策略——攘外必先安内。以杨嗣昌和高起潜为首，在朝廷内形成主和派，在得到崇祯帝允诺的前提下，主张先与关外的清朝言和，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于是有了前文周永忠的故事。

当周永忠和方一藻都带回皇太极的反馈后，明朝君臣在朝堂上就此事展开讨论和谈，随即受到卢象生、黄道周等人的激烈反对。本来支持和议的崇祯皇帝又遇事寡断，不愿意站出来拍板表态，这事就这么虎头蛇尾的收场。

皇太极提出议和的次数非常非常多，其中或许真真假假都有，但至少在松锦大战前，都不完全是作秀。大概总结一下：

天聪元年三月四月，与袁崇焕关于议和来往多次书信希望议和。

天聪元年五月，宁锦之战中希望驻守锦州的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传达议和。

天聪二年前几个月，与毛文龙书信多次涉及议和。

天聪三年六月，让白喇嘛传达议和意向。

天聪三年十一月，己巳之变打完德胜门和广渠门之战后，让俘虏太监送议和书。

天聪三年十二月，离开北京城附近前夕，先后三次送议和书，一次是用箭从两门射入，一次是让俘虏带回去。

天聪四年二月，己巳之变快结束，离开关内前夕，让朵颜卫送议和书。

天聪五年九月，包围大凌河后，希望祖大寿军传达议和意向。

天聪五年九月，俘虏张春后，希望张春传达议和意向。

天聪六年六月前后，征察哈尔过程中，让宣府、大同传达议和意向，并且与这两地官员进行议和。

天聪六年十月，回到辽东后，继续让苏喇嘛对辽东官员传达议和意向。

天聪七年二月，同时派人在宁远附近和宣府、大同再次传达议和意向。

天聪八年七月八月，入塞宣府大同时候质问议和意向为什么没有消息。

天聪九年十月，在长城界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等处送信传达议和意向。

崇德三年四月，山海关太监高起潜派周元忠等人私下表示商量议和，清朝一方接待宴请，但后没有实质性进展。

崇德七年五月，明朝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马绍愉等人商量议和，清朝一方接待宴请到位，但是已经没有议和的打算了。

以上总结肯定不全，因为至少还有多次皇太极向辽东方面驻军送议和书信希望传达，但是辽东将领没有接信的情况。

这里会发现很有意思之处。

第一，在天聪年间，皇太极一有机会就向明朝传达议和意向，但明朝的做法几乎都是不接或者虚与委蛇。而且哪怕虚与委蛇的几个人，袁崇焕、毛文龙、沈桀，都为自己行为付出了代价。所以整体来说，大家都不敢碰议和俩字。皇太极上述议和行为，到底有几个能传到崇祯那里，真不好说。清朝记载的中间人传达情况的，除了几个喇嘛至少努力送到外，其余大概率都是放置的书信不看，让俘虏传达的不敢说吧。

第二，到了崇德年间，随着实力此消彼长严重，明朝确实考虑过议和，包括高起潜派人那次，肯定也是崇祯的意向，后面马绍愉那次更是如此。但是，明朝一方根本无法提出具体的议和条款。双方是连个谈判基础都没有。

第三，皇太极本人包括整个清朝领导集团对议和看法就是很普通的政治事宜。他不但连续跟明朝表示议和，跟蒙古各部落和朝鲜也总说议和。蒙古众多部落和后金的交往都是开始于议和，后来逐渐深入；跟朝鲜前期一直要求议和不允，丁卯之乱把朝鲜打一顿后，双方议和，但是议和内容有些粗，之后每年都多次为议和问题吵架，最终丙子之乱后彻底解决和朝鲜的议和问题。而对明朝的议和意向，一直到崇德初年，都是很频繁的。

第四，皇太极关于议和问题，一有机会就询问清朝一方的汉人谋士（或俘虏），这些汉人都看出问题，普遍指出明朝举国氛围如此，是不可能议和的。到了崇德年间清朝一方的议和意向明显减少，固然有实力提高更多缘故，但也有高级领导层中汉人官员数量增多，这些人明确表示议和是无用功的原因。比如张存仁、祖可法在崇德年间多次深入分析时局，指出提议和根本没用。唯一一个头铁的是张春，知其不可而为之，被俘后几乎是辽东汉人里唯一一个坚持劝说议和的，这也让其留在明朝的家属付出惨痛代价。

第五，皇太极其实对明朝议和态度的认识是比较慢的，前期一直认为是这些臣子欺骗皇帝，后来又对明朝为什么没有回复想不太通。皇太极和满臣应该普遍理念里觉得议和就是个政治手段，大家可以讨价还价，至少行不行你回个话啊。一直到天聪六年，随着汉臣数量增多，多次被汉臣解释后，才算对明朝的理念有所了解。而到了崇德年间特别是松锦大战后，皇太极也彻底没有了议和想法。从这点说，赵翼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松锦大战前的皇太极，对自身定位并不明确，至少不可能有明确的完全替代明朝的想法。

所以总结一下会发现：

对于议和，当时的东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清朝和蒙古是一类看法，认为议和就是政治手段。大家不管打赢打输，谈判都是应该的。毕竟谁也不可能一场仗接着一场打，打完一场总得都休息一会儿，这会儿时间起码谈谈大家怎么相处吧。所以清朝和蒙古在议和问题上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打完了就谈，谈不拢再打。战与和就是一个政府对外的一体两面，他俩没什么绝对高下之分。所以哪怕皇太极前期后金理论上没有专门文官情况下，主要负责议和的官员进步都很快，都被重用。比如对蒙古议和上功劳很大的索尼，对朝鲜议和上功劳大的英俄尔岱（韩国电影里龙骨大），地位都不低。

而明朝和朝鲜是另一类看法。认为议和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只有战和对方拜服明朝两种模式，绝对不能有与对手和的行为，哪怕想都不行。在这里，和不是与战并列的行为，而是耻辱无能的表现。所以这种社会氛围下，反对和是一种社会共识。

在这种社会共识下，崇祯本人的意见其实并不是最重要导向因素，因为总不能让皇帝宗室违背整个朝廷意见和价值观吧。

可以想象一下：

皇太极表示咱们跟明朝商量议和吧，下面满臣表示好啊，仗打完了该商量议和了，我们这就研究怎么讨价还价；汉臣说皇帝你议和没用，明朝不会接的，不过非想送信那就送吧。反正议和就是一个正常工作，皇太极干就干了，大不了浪费一趟腿，给送信人几两银子的事。

崇祯表示咱们考虑议和吧，满朝都表示这种丧权辱国的主意是谁出的？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一个个群情激奋的要杀人样子。你让崇祯能怎样？

所以在崇祯年间，真正能够明确确定的崇祯收到或提出议和想法，只有张春、杨嗣昌、陈新甲提的这三次。结果张春意见过来就群情激奋，直接整死张春俩儿子；杨嗣昌的意见一直不敢对朝臣说，还弄得杨嗣昌背了秦桧骂名；陈新甲都已经松锦大战之后了，与清朝议和意向不小心传出去，还弄得自己为了平息舆论被杀。其余崇祯有没有收到皇太极的议和信很难说，收到也只能当看不见。这种氛围下，皇太极的议和信，明朝官员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了。

这就是两种价值观下，对议和定位不同，导致的结果。

明朝当时的氛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崇祯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

至于明朝为什么会这样，很多说法是被宋朝刺激的。这个说法有道理。但问题是宋朝真正问题并不是和。以南宋初年这个危急时候为例子，主战派自然是岳飞，主和派呢？当然不是秦桧了，秦桧是投降派，主和派代表人物是赵鼎。赵鼎一度拜相，他就是主和派代表。赵鼎和岳飞争论归争论，私交很好，后来也先后都被秦桧迫害死的。这也说明真正宋朝的忠臣里，战与和同样是一体两面，根据己方力量做出不同选择。只要不是投降派，大家都是为国家努力的。

但到了明朝，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把议和等同于秦桧了，投降派成为主和派的代名词，有明一代几乎都没有赵鼎这种人的生态位了。除了隆庆时候，靠着一帮务实君臣，杨崇古、郑洛勉强算有点赵鼎影子，其余时候谁敢说和就是秦桧。

所以只能说不能议和是晚明无法动摇的政治正确，崇祯在其中固然不算担当，但也算不上主责，换谁当皇帝也很难跟整个社会价值观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