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朝甚至是中华文明的一次重要转折，现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更是中华文明从开放转变为保守的关键节点。安史之乱从字面上来看，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作乱，最终导致唐王朝发生了重要的危机。

但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唐朝之所以发生安史之乱，主要还是因为唐玄宗只知道享乐，疏忽了对王朝的管理。在唐玄宗安于享乐的时候，安禄山突然反叛，唐玄宗来不及防备，导致王朝产生危机，唐朝由盛转衰。

那么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根据史书记载，在安禄山造反之前，有很多人曾说过安禄山要反叛，其中高力士还多次劝谏唐玄宗除掉安禄山，唐玄宗又为何不听呢？

安史之乱为何会发生？

安史之乱是唐朝重要的转折点，现在对于安史之乱的研究很多，有很多人认为安史之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安禄山和史思明位高权重，早就有不臣之心。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唐玄宗李隆基在晚年的时候，不理政务，导致朝中混乱。

安禄山和史思明看到朝廷中矛盾重重，觉得有机会反叛成功，最终造成安史之乱的发生。我们从事发的经过来看，安史之乱的爆发直接原因，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反叛，但他们为什么会反叛，直到现在，不管是史学界还是在民间，都没有一个定论。

根据《安禄山事迹》里记载，安禄山曾经上奏：“臣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臣心。”可见，在反叛之前，安禄山是一个“忠臣”。而且唐玄宗对安禄山也很看重，安禄山在唐玄宗后期，做到了三镇节度使，掌管范阳、平卢和河东三个大的地区的兵马，其实力在当时的外重臣中，无人能比。按照功劳来看，安禄山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却获得唐玄宗如此重用。

按道理来说，安禄山应该一生对皇帝马首是瞻，感恩戴德。当然，皇帝也最希望安禄山对他永远忠诚。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忠诚，只有永远的利益。要想看明白安史之乱为何发生，首先还要从安禄山的际遇来找寻原因。

从安禄山的出身来看，他年少丧父，跟随母亲生活在突厥人的部族中，生活一直十分凄惨。安禄山小的时候因为在突厥部族中，总是受到欺负，曾多次逃跑，但都没有成功。等到安禄山逐渐长大一些之后，他又游走于江湖，进入“牙行”成为一个“中介”，专门帮助商人语言沟通，促进商业之间的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安禄山熟练掌握了六国语言。从这一点来看，安禄山极为聪明。而且还从商业中，不断磨练自己，逐渐变得油滑和现实。在后来，安禄山由于偷盗，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抓住，在张守珪决定要杀他的时候，他急中生智，要为张守珪收服两个藩族来免罪。

张守珪看他很是机灵，决定先让他在军中历练。安禄山由此得到机会，在张守珪的军队中因为战功，逐渐被张守珪所看重，最终被张守珪为义子。安禄山有战功，又善于与人交往，他很快便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在之后，他就平步青云，做到了三镇节度使，唐朝外臣势力中，无人能与他相比。

从安禄山的整个人生际遇来看，张守珪和唐玄宗都对他有知遇和提拔之恩，没有他们的重用，以安禄山的出身，在唐朝，他既不是大家族出身，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并没有多么大的功劳，被一下子提拔起来。按照道理来说，他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其实很难反叛成功。

那么，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就是另有原因。

我们再从安禄山的人生际遇来分析，他从740年开始，就一路升迁。公元740年，安禄山只是平卢兵马使，短短两年之后，就成为平卢节度使。又两年之后，安禄山又被任命为范阳节度使。后来，安禄山又拜倒在杨贵妃身下，成为杨贵妃的义子。

唐玄宗因为宠幸杨玉环，所以爱屋及乌，又对安禄山多加封赏。到了天宝十年，安禄山又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在此时，安禄山才48岁，就担任了范阳、平卢和河东三个大的地区的节度使，可谓是兵强马壮，位极人臣。

如果我只是看到安禄山，其实很难分析出来他为什么会反叛，但如果我们从全局来看，就可以很清晰地知道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在当时，唐玄宗在后期任用李林甫和杨国忠等重臣，李林甫是李氏宗族，而杨国忠是杨玉环的族兄，他们一个是唐玄宗的宗族势力，一个是皇帝的外戚。

唐玄宗看似是晚年“昏庸”，任用了“奸臣”。但从整个唐朝的局势来看，到了唐玄宗的后期，关陇贵族控制朝廷与地方已经越来越严重，唐玄宗只能任用自己的直属势力，来对抗关陇贵族。从这里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安禄山一个没有什么出身的人，能得到唐玄宗如此重用。其中的原因，不光是安禄山个人能力强，还有就是唐玄宗想要通过任用关陇贵族之外的势力，与关陇贵族势力抗衡。

在这个局面下，安禄山需要和皇帝进行联盟，共同压制关陇贵族势力的发展。按照唐玄宗的思路来看，唐玄宗自己本身的军队实力，再加上安禄山的军队，就足以制衡全国各个节度使的势力，使得他们不敢反叛。但唐玄宗没有想到，到最后，恰恰是安禄山反叛了自己。

那么安禄山已经位极人臣，反叛又会有很大的风险，按道理来说他不应该反叛。但从安禄山当时的情况来看，安禄山如果不反叛，他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安禄山不能信任唐玄宗，同样唐玄宗其实也不敢信任安禄山。

安禄山反叛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唐玄宗会因为他势力太强，有一天会逼死他，而唐玄宗也确实害怕安禄山反叛，曾多次对安禄山进行试探。在双方都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双方维持关系，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到安禄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就发动了反叛。

安史之乱是谁的责任？

安史之乱的发起者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他们负有直接责任。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是安史之乱的主导者，安禄山反叛，是害怕唐玄宗会因为他势力强大，最终逼死他。其实安禄山在成为三镇节度使之后，唐玄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赏赐他的东西了。

在古代，臣子一旦成为皇帝的威胁，就要面临被替换掉的风险。因为中华文化圈中，皇帝的权力必须是独有的，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皇权与臣子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说，在臣子不能威胁到皇帝的时候，皇帝与臣子还能共处。根据《论语》记载：“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而一旦臣子威胁到了皇权，皇帝必然会为了保护皇权，除掉臣子。就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唐玄宗时期，之所以出现安史之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玄宗使得节度使的权力迅速强大。

在唐初的时候，节度使虽然有地方军权，但中央管控军权的财政，也就是中央拨款，下发到地方，节度使对地方军队实行管控。但随着唐玄宗成为皇帝之后，唐玄宗发现地方军队的消耗很大，还有很多吃空饷的状况，所以他颁布诏书，让地方节度使拥有了地方行政权。

这样一来，中央虽然不用承担地方军队开支，但地方节度使既拥有军权，又有地方行政权，很快就成为一方诸侯势力。其实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必然结果。如果唐玄宗不用安禄山形成重臣势力，那么等待唐玄宗的结果就是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任用安禄山，安禄山反叛，最终的结果还是藩镇割据。

所以，安史之乱是因为唐朝没有找到限制军队的办法，最终导致地方势力诸侯化最终使得唐朝出现了安史之乱。从根本情况来看，唐玄宗应该对安史之乱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唐玄宗继位之后，不但没有找到解决地方诸侯化的方法，还使得节度使军权与行政权集于一身，加速了地方诸侯化的形成。事实上，到了宋朝，赵匡胤通过文物分职，以文臣压制武将，才最终解决了地方重臣的权力集中问题。

高力士多次说安禄山要反，唐玄宗为何不听？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玄宗的近臣高力士，曾多次劝说唐玄宗要杀掉安禄山。而且不光是高力士，被唐玄宗信任的杨国忠，也一直反感安禄山。杨国忠为了避免安禄山反叛，还笼络哥舒翰作为制衡。但唐玄宗并没有听从高力士和杨国忠的建议，还是信任安禄山。

很多史学家认为唐玄宗到年老时，比较昏聩。但其实唐玄宗到了后期，其实也不信任安禄山，但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如果除掉安禄山，又会有其他的势力代替安禄山的位置。唐玄宗不光不信任安禄山，其他的势力他也不敢信任。

唐玄宗如果不重用安禄山作为各个地方节度使的制衡，那么唐朝就不是安史之乱，就会像是汉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唐玄宗不听高力士的劝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军队的实力。从安禄山所在区域来看，安禄山掌控长安东部的地区，安禄山要想进攻长安，必然要攻打潼关。

潼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这里是进出长安的咽喉要道，其实易守难攻。唐玄宗认为，他只要守住了潼关，安禄山就难以打进长安。安禄山难以打进长安，唐玄宗就相对来说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但唐玄宗没有想到，他的直属部队，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战事，军事能力迅速下滑，最终导致潼关失守。潼关一旦失守，长安就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所以唐玄宗只能向四川逃窜。在逃窜的过程中，唐玄宗把太子李亨派往北方，使得权力中心分化，减少了自己的风险，最终在郭子仪努力下，唐朝的局势逐渐恢复平稳。

根据《新唐书》记载：“郭子仪再造王室，勋高一代。”

在安史之乱没有爆发的时候，唐玄宗也知道安禄山已经“尾大不掉”，但他也想拖时间，毕竟在当时解决问题，已经十分困难。而安禄山一直低调忍耐，也是为了拖时间，但他拖时间是为了积攒实力，进行反叛。

从安史之乱之前的局势来看，唐玄宗与安禄山之间存在着一场博弈。他们双方都不信任对方，但都不愿意提前下手。安禄山在这个过程中，甘心受辱，拜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杨贵妃为母亲，处处表现忠心，就是想要争取时间，让自己准备得更充分。

唐玄宗几次召他面圣，他都独自进入长安，不作防备，但其实内心中也有担心。唐玄宗看似十分信任安禄山，不断对他进行赏赐，给他更多的权力，但其实也是在争取时间，因为只要整体的制度无法改变，即便唐玄宗处理了安禄山，还会有下一个重臣势力出现。

所以，在无法解决问题出现之后，他们只能等待一个结局，而安禄山最终反叛，就是最终的结果。安禄山在占据长安之后，其实也无法解决重臣的问题，所以其内部也出现了混乱，安禄山最终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写在最后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安史之乱的最终责任，还是因为唐玄宗，先是使得节度使重臣化，而后，过于相信自己的直属军队的能力，最终导致长安失陷。而唐玄宗为何没有听从高力士的建议，是因为高力士仅仅是看到了问题所在，他所提出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看到问题不是最难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才是最困难的。唐玄宗所一直忧虑的问题，直到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进行了文物分职，把权力分散化，再用文臣管理武将，最终才使得地方重臣势力强势的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残酷，不管是一个朝代，还是一个民族，又或者是一个势力，在应该革新的时候，找不到新的突破，就会被历史无情淘汰。时代的洪流不会等待任何人、任何民族，它只会不断淘汰、推陈出新，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强大、不断革新、不断进步，才有活下来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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