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有些历史数据会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某些历史事件，并改变我们固有的认知。比如以下两组古代人口数据（学者估算）。

第一组数据：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1800万；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

与这组数据相关联的，是一串光明伟大的词汇：

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

第二组数据：秦统一六国之初，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

与这组数据关联的，是一串黯淡无光的词汇：

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与隋末流民。

从以上两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粗浅的认识：

王朝建立之初，是凋敝稀疏的人口在努力地为太平盛世做出贡献；王朝衰败之时，是庞大无助的饥民加速了纷争乱世的到来。

这个认识虽然粗浅，但很符合逻辑。

文景之治“掩盖”了什么？

中国古代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年的历史中，人口的繁衍与土地的供给之间，一直保持着“互爱互伤”的关系。

那段时期，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黄河流域。那里的耕地面积也长期保持着恒定的数值，且农作物的产量也没有大的突破。

根据当代学者的估算，隋唐以前，

黄河流域的耕地所能供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大约是6000万人

（前提是农业生产技术总体没有革命性的提升）。只要不超过这个人口数量的峰值，那么中原王朝治下的老百姓就能免于挨饿（勉强生存），朝廷的官僚府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横征暴敛（贪污腐化）。

现实就是这样。

说到官府的横征暴敛，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以为：

只有王朝中后期才会普遍存在对百姓的压榨剥削，王朝前期往往政治清明，对老百姓也很仁慈。

错了，不是这么回事。

封建王朝对老百姓的剥削是贯彻始终、不曾有一刻消停的。

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史料上大多是对汉文帝本人节俭、勤政、开明的褒扬。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汉文帝这个“大领导”确实做的很到位，很有仁君的风采。但当时西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却是：地方官员普遍挪用公款、中饱私囊（

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

）。

这一情况极大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以至于从吕后到文帝都在不断想办法消除这种贪腐行为，他们曾出台严厉的法律或直接派“工作组”（御史）去调查，反正没少费功夫，但效果是很有限的。

这些地方官既然有胆子侵吞属于皇帝（朝廷）的财产，自然也敢去掠夺百姓的权益。

所以，后来

贾谊

呈给汉文帝的奏疏里就坦言：“咱们大汉都建立四十来年了，可是国库还是没钱，老百姓也穷的要命。一旦遇到天灾，老百姓就得饿肚子，就得四处逃荒，就得卖儿卖女！”（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

）

贾谊说的是事实。可为什么国库没钱，老百姓也穷呢？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难受约束。对此，汉文帝除了能吃斋减肥、努力工作、约束后宫之外，对于汉帝国的广大基层公务员队伍，他几乎无力管束（绝大多数贪腐行为难以被朝廷禁止）。

后来，汉景帝面对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汉景帝对帝国公务员们的“德性”是门儿清的，他曾在诏书指出：“我手底下那些当官的，整天对朝廷阳奉阴违，满脑子都是跑、找、要、送，追求的就是捞钱，简直烂透了！”（

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

）

这就是文景之治背后的“社会底色”——皇帝是好皇帝，政策是好政策，可贪官依旧贪得无厌，百姓依旧穷困。

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贞观之治好在“饿不死”而已

既然汉初的社会就如此贪官横行、侵害百姓，为何还被历代史学家（包括现代）称颂为仁善大义的“文景之治”呢？

道理也简单：

官府汲取的财富＜土地产出的财富

。因此，老百姓有“余粮”养活自己，面对“恶政”和“暴政”，能忍也就忍了。

所谓“官府汲取的财富”，不仅包括各类日常的苛捐杂税，还包括王朝对外战争的花销、皇帝（皇族）骄奢淫逸的需求等；所谓“土地产出的财富”，主要是指国家内部的耕地所能产出的粮食（满足人们基本存活需要的口粮）。

前者只要不超过后者，排除外部入侵和权力斗争的因素，王朝就能保持基本的稳定。然而，一旦前者超过后者，很可能就意味着土地产出的财富（口粮）满足不了王朝人口的生存需要，内部动荡很快就会爆发。

文章前面曾提到，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耕地能养活的极限人口是6000万。但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现阶段土地的产出，那么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就会崩盘。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上的那些被传颂的“仁政治世”，其实跟皇帝个人的治国能力关系不大。这些“盛世”的到来，根本上是因为人口刚刚经历过“断崖式”的削减（前朝乱世人口因战乱饥荒而减少），而现存的土地总量不变，只要社会不再动荡，从前朝乱世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就能依靠富足的耕地面积，把自己养活的好好的。

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只要当政的皇帝智力正常、精神正常，都可以实现所谓的“XX之治”或“XX中兴”。

咱们举个例子。贞观之治所处的时代就是这种社会状态。

当时，经历过隋末乱世之后，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前文提到过，隋炀帝在位期间人口最多曾达4600多万）。这也就意味着，唐朝初期，人均耕地面积比隋朝时期要多得多。而

老百姓在自己养活自己方面，向来是勤劳的

，所以就能依靠充裕的耕地产出充裕的口粮，物质生活条件自然就能改善（至少不会饿肚子）。

当然，

土地富裕了，也意味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加上口粮足够，人口增殖力就会迅速提升。

从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人丁兴旺、普遍温饱，“盛世”的到来刚好用了二十年。正是古人教育帝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规律。

这一切，其实都是社会自然规律运作的结果，因此不必把功劳都往李世民身上贴。

此外，还有必要细致地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状态。

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

“课户”

与

“不课户”

两类。

所谓“课户”，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交税）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谓“不课户”，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不用交税）的官僚和他们的幕僚家丁奴婢。

当官的当然会吃饱吃好，而他们豢养的幕僚家丁奴婢属于官僚的私有财产，一般也能跟着当官的吃香喝辣（反正不会饿死）。所以，

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就不能在意这些官僚“不课户”的富足生活，而是重点关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这些“课户”（底层百姓）过得怎么样

。

有学者推算，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来冲抵各种苛捐杂税。这是最乐观的推算（官府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不贪不占的情况下）。而实际上，当时的普通百姓一般会把四成以上的收成上交官府，其中就包含地方各级官僚的盘剥。而如果遇上特别贪、特别横的地方官，上交的收成甚至超过一半。假如再遇上天灾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辛辛苦苦种地一年，收了100斤粮食，家里有妻儿老小等着吃饭，结果官府一口气就拿走50斤，你不心疼么？

但好歹，还有50斤粮食不是？全家紧紧裤腰带，偶尔采点野菜啥的，也够吃了。

古代的老百姓真是朴实温顺呐！

贞观之治这种“盛世”尚且如此，封建王朝的其他时代还能好到哪去呢？

所以，有的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

所谓贞观之治，好就好在老百姓至少饿不死、冻不死（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比起隋末乱世遍地饿殍的情况，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要说唐朝的百姓从此过上了“小康生活”，那就是梦话！

后来的开元盛世其实也是这种“最起码饿不死”的“好时代”。

被我们歌颂的“憋屈”的太宗皇帝

当代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其实李世民本人也很清楚。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外出打猎，偶遇一群叫花子一样的穷人，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差不多是光着屁股的样子（

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

。这事对太宗皇帝的内心多少产生了点刺激。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曾打算兴建洛阳宫。民部尚书

戴胄

上奏，拐着弯儿批评李世民：“陛下，您忘了吗？造宫殿就得去民间征调青壮年农民工，这些人一旦来给您修宫殿，他们家里的农活就没人干了，一家老小吃啥？再说了，按国家政策，他们给您干活还得自己管自己吃饭，家里的余粮就不够了。这还不够惨吗？”（

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

估计太宗皇帝听了戴胄的话，心里肯定又气、又无奈。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想去泰山搞个“自我歌颂大会”（封禅大典），著名的“反对派”

魏徵

立刻站出来反对，并毫不留面子对皇帝说：“就现在咱们国家的样子——大片荒地没人种、大片地区没人住、交通道路差得很——您还好意思去歌颂自己吗？”（

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

魏徵说话难听，但毕竟有道理，太宗皇帝一定是心里憋气，表面上还要点头微笑。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去河南北部（怀州）打猎游玩，心情本来挺好。结果有人趁机上奏，奏折上全是难听的话：“现在国家天天把山东地区的农民工拉到河南这边造宫殿，大家都说现在的日子比隋炀帝时候的日子好不到哪去，一天天的都是在给国家干苦力，都快活不下去了！”

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但也只能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侍臣）发脾气，说大家最近老是在“诋毁朕”。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

侯君集

平定了

高昌国

（西域古国），李世民心血来潮，下令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设置州县，结果为此不得不破坏当地原先的生活生产秩序，还要把内地百姓迁过去。“反对派”魏徵又站出来批评太宗皇帝：“您一句话，搞的这些年关中地区老百姓鸡飞狗跳，大家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都被您折腾光了！”（

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

）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安排专人装修太极宫北门，结果被房玄龄、高士廉看到，就当场责骂装修负责人

窦德素

，说他们又在劳民伤财。

窦德素

气不过，就去找太宗皇帝告状，太宗皇帝听罢，也烦透了，就把房玄龄、高士廉喊过来，当场开骂，说他们“没事找事”（何预君事）。两位宰相也挺有脾气，虽当面没有顶撞领导，事后却带着一帮朝臣故意摆烂（朝臣都不论事）。皇帝也只能忍着这股窝囊气。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攻打高丽，于是从四川地区（剑南道）征用农民工造船，老百姓实在不想去造船（耽误农耕且耗时数年），就有很多人想花钱免去劳役。结果，当地州县官员趁机坐地起价，勒索百姓，导致很多人卖房子、卖田产，甚至卖儿卖女去凑钱，仍然不够。最后出现了大批群众逃难，以至于田地无人耕种，粮食歉收。结果粮价又暴涨，社会更加动荡，很快就出现了农民暴动。

当然，李世民也没能实现征讨高丽的目标。第二年，他就驾鹤西去了。

简言之，李世民屡屡被“骂”的经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贞观年间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始终处于勉强存活的边缘状态，但凡朝廷政策一失误、皇帝一乱来，老百姓就立马滑向忍饥挨饿、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真的算是“仁德盛世”吗？而所谓“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当真是那样“仁德贤能”吗？

我们只能说，以当代人的标准去深入评价古代社会和帝王，确实会发现很多难以被接受的地方，乃至颠覆我们的观念。

或许，

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社会的标准去“苛求”古代社会的帝王们，更不用神化他们。他们当中那些最出色的少数人，也只是“好运”地碰到了历史发展的“好时代”而已，他们的伟大之处，或许也只是老老实实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已。

总之，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些冷静、客观，少一些臆想、主观。

（

参考自《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