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诺曼征服后封建制度建立初期，土地税一直是占王室财政收入的主体税项。

国内外史学界在谈及中世纪英国土地税时，

往往会因强调税收范围的广泛性、税收性质的公共性和国家性而直接指代用于军事行动或战争需要的丹麦金和卡鲁卡奇。

实际上，建立在封建契约关系上的各项封建特权税收也是按照实际土地面积领有情况进行征收的。

按税收来源划分封建税也应包含在土地税之中，抛开税收性质，

单从广义的征收基础来看，盾牌钱、任意税、封建协助金同丹麦金和卡鲁卡奇一起构成了中世纪英国的土地税收入。

一、土地税地位的下降

土地税对于国王而言在封建社会初期是增加财政税收的非常有利的税项。

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曾承诺由于丹麦人已不再构成入侵的威胁性，决定不再连年征收丹麦金，但是并不意味放置而不征收。

《末日审判书》提供了1084年以前的征收记录，北安普敦郡的丹麦金征收记录账户上表明在1070年至1078年间至少征收了过一次土地税，并标注强调该土地税征收系一种常规税收。

斯坦福郡的城市的居民更是表明，“国王每年都向所有人征税。”所以威廉一世根本没有履行他的承诺，

当1083年丹麦人再次发起入侵时，国王借此机会公开宣布恢复丹麦金的征收。

根据编年史记载，在圣诞节过后国王下令在全国征收重税，每海德6先令，税率之高超过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及诺曼王朝、安茹王朝的任何一次土地税税率。

很明显与《中世纪辞典》中记载的“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共征收3次或4次丹麦金，税率2先令/海德，每次税量达5000多英镑”有较大出入。

对此道威尔指出，在诺曼王朝丹麦金实际上就是一项常税，税率多变不定，不仅用于战时和平年代也可能会征收。

威廉一世的继任者也相继保持着每两、三年一次丹麦金的征收，亨利一世和斯蒂芬更是实现了在位期间的连年征收。

编年史中总会出现对臣民饱受税收之苦的情况，如1096年，

“这一年对所有的英国人而言是个十分严峻的年头，既是因为各种税捐又是因为国家深陷严重的饥荒。”

1117年，“我们的人民由于多种多样的税捐而备受压迫”。

这种臣民常年苦于税捐的情况很大程度是源自作为国税的丹麦金的征收，毕竟封建税或其他地方税的征收范围有限，影响范围也相对有限。

自亨利一世即位以后丹麦金的税率固定为2先令/海德。

虽然丹麦金保持连年征收的频率，但是由于相继免除部分地区的征收，整体税量还是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与威廉一世时期的5000英镑相比，亨利一世时期已经下降到4429英镑，到其执政末期的1131年更是减少到2498英镑。

道威尔认为，是由于教会和贵族们不断地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丹麦金豁免权而导致税量不断下降的。

因此，到亨利二世时期仅征收过两次丹麦金，税量也仅是保持在3000英镑左右，1162年以后就停止征收了。

1194年，卡鲁卡奇作为丹麦金的替代品重新恢复了土地税的征收，然而其存续的时间则很短暂。

从理查德一世到亨利三世期间共征收5次，税率从2先令～5先令不等，税量与丹麦金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多则达5483英镑少则有3000英镑。

平均每6年征收一次，但就征收频率而言无法与以往连年征收的丹麦金相比，足可见土地税收入的减少。

在无法从丹麦金和卡鲁卡奇上获取可靠、稳定的财政收入后，国王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来实现土地税的征收。

二、封建特权税收

从亨利二世开始，一个全新的封建特权税收出现了，即对不向国王服兵役的贵族征收的盾牌钱。

本人认为盾牌钱征收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要求不服兵役的贵族为国王提供一定的货币军役以供国王能够在战时召集军队。

而是为了扭转封土制持续发展下土地税难以维持征收的情况，以增加来自直系封臣以及下级佃户们的税收收入。

这样就可以理解在1215年以前为何盾牌钱和任意税总是捆绑征收或隔年征收了。《收支卷档》中的记录表明，盾牌钱和任意税通常情况下是一起征收或隔年先后征收的。

从税收来源上看，盾牌钱是面向国王的直系封臣征收，任意税则是向王领上的庄园和城市征收。

当两项税收一起征收时，征收范围瞬间扩大几乎接近土地税的征收范围，能保证国王能够一次性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在丹麦金和卡鲁卡奇难以征收的情况下，

间接地实现税基广泛的土地税的征收而采取的措施。

盾牌钱与任意税两项税收的同步征收为国王带来了相对可观的收益，两项总收入甚至超过了以往土地税的税量。

除去约翰王时期通过征收罚金的形式肆意增加盾牌钱征收以外，总体上任意税的税量要高于盾牌钱的税量。

不过，通过两税并行的方式实现土地税的征收的这种措施也无法挽救土地税日渐难以维持的局面，到亨利三世时期两税并行的措施已不再适用。

盾牌钱与任意税的征收走向分离，盾牌钱的征收频率也相对减少，任意税的税量也成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大宪章》对盾牌钱的征收限制是一部分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以土地面积的多少作为征税基础的税收的共同缺陷。

首先，封建贵族们往往采取隐瞒骑士领实际数量的方式来抵制、逃避盾牌钱的征收。

亨利二世时期的骑士领有5000个，实际缴纳的数量不到4000个，到1221年则下降到800个。

在封土制下土地分散化发展的年代，贵族的抵制无疑加重了盾牌钱的征收难度。其次，王领面积持续减小使任意税的税量下降。

从亨利二世以后王领土地就呈现着不断减小的趋势，实际缴纳任意税的郡和城市也随着减少。

约翰王时期最高任意税税量可达到8000英镑，而亨利三世时期最高仅达到其2/3之多，亨利三世只能通过增加征税频率来提高税量。

总而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初期的丹麦金以及后续的卡鲁卡奇，还是亨利二世以后实行的盾牌钱与任意税的并行征收，都无法长期维持以土地面积的多少作为征收基础的税收的征收。

或者可以说，封建制度下英国土地的分散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土地税必然会丧失税收主体地位，封土制愈持续发展，土地税愈日渐消亡。

三、动产税、关税地位的上升

13世纪中后期，在以土地面积作为征收基础的土地税、封建税相继丧失赋税主体地位。

并走向消亡后。

取而代之的主税项是以个人财富占有情况为征收基础的直接性税收动产税和间接性税收关税。

动产税是在约翰王在位期间逐步出现征收，并以1207年的一次征收为标志确立为全国性税收。

其税收范围之广和总税量之大的特征自征收一日起就决定了它日后在赋税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而且由于动产税的税率在爱德华三世以前多变、不固定，往往导致税量也呈现出较大的弹性变化。

除去1193年理查德一世的赎金是以1/4税率征收的以外，约翰王1203年1/7动产税税率最高，其产生的税量也是巨大的。

甚至超过了中世纪动产税史上的任何一次征收税量，分别向神职人员和自由人征收了57421英镑。

拉姆塞认为除去估税和征税的成本国王共计获得11万英镑的收入。

约翰王在位期间共征收4次动产税，平均税量达57461英镑，是同时期土地税卡鲁卡奇、任意税、盾牌钱平均税量总和11945英镑的4倍之多，其税量之多是土地税和封建税难以相比的。

亨利三世在位期间由于贵族大会议的征税限制仅有4次征收记录，平均税量有32894英镑之多，仍然是同时期卡鲁卡奇、任意税、盾牌钱平均税量总和11261英镑的2倍多。

因动产税确立初期仍带有明显的临时性和军事性特征，

但凡国王不违背共同利益将税金用于王室财政支出，财政署通常不将动产税的收入记入《收支卷档》中。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不仅动产税的主体税收地位得到加强，成为重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1275年以后随着旧关税、新关税、羊毛补助金的确立和征收，关税也成为了国王重要的税收来源。

与之相对，以土地作为征收基础的封建税则鲜少征收，盾牌钱在1282年到1284年间以罚金的形式征收过一次，随后1305年又征收过两次。

任意税逐步并入为王领上的动产税，仅1303年单独征收过一次。

爱德华一世在位35年间，税收收入达130多万英镑，其中动产税53万英镑，关税50万英镑，教区税30万英镑。

而封建收入年均1.9万镑，35年共计66.5万镑，两项收入比例约为2:1。

此外，与亨利三世时期相比，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大幅度上涨，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半数以上，自1291年开始直接向神职人员征税以后教区税也呈急剧增长趋势。

到爱德华三世时期甚至税收收入的57%是来自关税收入，显然14世纪后以动产税、关税为首的全国性税收已经成为了国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