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思想基础。魏晋南北朝历代政权在治理国家、保障民生的过程中沿用了自西汉开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通过天谴灾异学说、仁政思想、民本思想等体现在魏晋南北朝各朝政府的社会保障思想和政策措施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远较汉代复杂，了解该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概况，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社会保障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最突出的现象是分裂和动乱。在370年里，先后出现了34个政权，其间相对安定的统一时期只有西晋的20年。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彻底暴露了官方政治哲学儒学的无能和虚弱，今文经学遭遇严峻挑战，儒家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汉献帝刘协继位期间，先是董卓专擅朝政，继而军阀割据，长期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概况

魏晋时期，儒学受到玄学和佛教的巨大冲击。魏晋之际，玄学思想家们主张以道释儒；西晋后期，则出现了以儒释道的思想倾向。这种变化表明，此前陷于困境的儒家学说，又为统治者和士人所重视。建兴四年，长安陷落，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

晋室南迁，次年，司马睿建立东晋，朝廷上下重视儒学，儒学的地位逐渐提高，而显赫于曹魏和西晋时期的玄学则渐渐走向分化，分化情况主要为两种：一种是继续寻求与儒学的融合，一种是尝试与佛学合流。士大夫们主张儒玄双修、亦儒亦玄的修身治国之道。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学说，要求士人通晓六艺，重视教化，主张积极入世，轻视天命，重视人事，倡导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具有优秀的学术传统和旺盛的文化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世家大族是当时的统治阶级，需要儒家礼教为自己服务，巩固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协调世族与皇权的矛盾，维护封建统治。

东晋时期，统治者极力调和儒学与佛教、皇权与教权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南朝时期儒、佛思想的融合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道教和儒学的关系上，二者虽然有矛盾冲突，但主要的发展走向则是儒学和道教之间的调和与交融。

十六国的建立者多是少数民族，儒学是他们入主中原以后最具效用的思想统治武器，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加强对广大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控制，非常需要得到儒家思想的帮助，广泛吸收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常有重视儒学的举措。

北魏立国以儒学为本，统治者主动学习儒学，接受儒家思想，积极推行儒家的伦理和礼仪制度，多次举行祭奠孔子的活动。北魏儒学的发展，在孝文帝拔跋宏时达到高峰。他以儒学治国的思想和措施，比其父祖们更为激进，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他对儒学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南方的南齐政权。

北魏的儒学，成为加强和巩固北魏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佛、道二教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儒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北齐、北周时期，儒学进一步发展。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有冲突，有斗争，也有调和与融汇，这是该时期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等诸家学说，经过冲突、角力、变革、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以佛道二教为辅的政治文化形态。

二、天谴灾异说

汉代大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根据创立的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天谴灾异说对魏晋南北朝官方慈善事业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这一学说中，自然天象成为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协调君臣关系、规范君臣行为的利器。

地出甘泉、禾生双穗、奇禽异兽等被视为祥瑞，是帝王有道和德政的征兆；而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和日食、月食等异常天象则被看作“灾异”，是人君悖天逆行造成的，是上天对人君的警告。

“灾”与“异”的出现，有时序上的先后，往往是“灾”先到来，表达上天对人君的谴告，是较为温和的批评和善意的提醒；如果人君不改，“异”随之降临，这是上天对人君的警告，是严厉的批评。“灾”与“异”的谴告程度不同，有着批评分量的轻重，人君有小过，上天降灾，谴责程度较轻；人君有大错，上天降下异象，天谴程度较重。

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水灾、旱灾、蝗虫、雪雹等常见自然灾害，还是彗星、日月食、山崩、地震等异象，都是因为国家政治有缺失而引发的上天对统治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谴告惩戒，告诫统治者反思朝政得失，省刑薄赋，救济灾民百姓以弥补过失。

当时人共同的思想观念，认为国家政治的好坏能够直接感应上天，用显示祥瑞或灾异的方式示警，统治者应当把灾异谴告看作是天对自己的善意帮助，对天意应当怀有敬畏之心。

魏晋南北朝灾害频发，每次灾疫发生后，统治者或主动下诏罪己、或由朝臣担责谢罪，检视政策、废除苛政，削减开支、减膳省乐，并积极实行各种仁政，对鳏寡孤独贫穷人群进行慈善救济。

如前秦苻坚主政时，若干灾异频繁出现，“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长安大风震电，坏屋杀人”，苻坚当时是真的胆怯了，马上转变政策走向，“坚惧，而愈修德政焉。”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八月，境内发生了大面积水灾，损失巨大，粮食短缺，百姓饥饿，孝文帝的第一反应就是朝廷的一些作为失当招致上天示警，马上下诏认错，紧接着采取将买卖人口归还到亲人身边、派官员到各地抚恤百姓分给田土、劝课农桑等一系列补救措以应天罚。

三、仁政思想

儒家仁政思想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实施的慈善救济事业中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孔子有许多关于“仁”的论述，其核心是“爱人”，主张“泛爱众，而亲仁”，把“仁”作为衡量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并围绕着“仁”成功地构建起儒学的核心思想体系。他从家庭伦理出发，将家和国联系起来，目的是用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建立社会的普遍伦理规范。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孟子·离娄下》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常怀善念，内心所想是仁，是礼，用仁义礼仪保持自己的善心，安身立命。

孟子还从先天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完成了从道德到政治的推导，将“仁”发展为“仁政”，作为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并因而把施行仁政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指出君主有了“仁爱之心”，方能施行仁政。把仁爱推广到国家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仁”是慈善最深层的道德根基，为慈善提供了理论支撑，“仁政”则保证了当子民遭受灾害侵袭时，统治者能够及时实施赈灾济荒、养孤恤贫之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府承袭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在施政过程中也多有养恤惠民的政策，从历代皇帝所下发的诏令中即可见一斑。皇帝登基、皇后册封、改立年号都要大赦天下，救济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遭遇自然灾害或者战乱时要免租赋、赐钱谷、收葬死者日常要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休养生息等等，或许有些诏令政策效果不尽完美，但仁政思想的确体现于其中了。

四、宗族互助思想

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和宗法制为基础的家庭的延伸，在我国以家国同构为特点的漫长的传统时代，家族和宗族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小觑的。家族、宗族之间维系关系的伦理基础是儒家思想。

首先，宗族互助源自宗法社会的敬祖恤宗的宗法观念，也深受儒家学说的“仁者爱人”等慈善理念的指导和引领。其中的“泛爱众”、“亲亲而仁民”等思想则设定了宗族互助的受众范围和救助方式，主要的标准是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泛血缘关系则是次要的。《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爱人,但爱是有等差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大的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按照血缘亲疏的不同施以不同程度的爱心。

“亲亲”是“仁者爱人”的基本内容和起始点，符合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在主张博爱平等的人们看来，这种主张是儒家仁爱观的偏颇和缺陷。其实，差等之爱是当时的社会实际，人类社会的“仁爱观”都是遵循着根据血缘远近表达爱心的原则，从差等之爱向博爱发展，要求儒家博爱是一种苛求。

宗族互助思想的基础之二是这一时期宗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相辅相成，宗族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宗族观念。在宗族制度特别发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成员与宗族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个人与整体都密不可分，个人的荣辱以宗族的兴衰为转移，宗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务于宗族整体利益并在宗族利益实现中得到保障。宗族决定着个人的命运，门第高贵个人才有美好前程，寒门子弟则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宗族互助思想的基础之三是孝悌礼义的道德修养。尊老爱亲、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的道德行为践行着宗族慈善。宗族成员能否取得宗族认可、嘉许，踏上仕宦之途，依靠个人的品行和能力，对品行的要求就是孝悌礼义、尊老爱亲、团结互助。西晋泰始四年六月，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从国家提倡的高度明确孝悌忠信与否关乎宗族中每个个体的前途命运。

总结

的确，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灾荒救济有着悠久的传统，既是政府作为管理者的分内之事，也是历代王朝所追求的仁政的表征，不但增强了社会抗御灾害和灾后重建的能力，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而且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有利于维护与巩固其统治。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保障方面，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思想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承袭了两汉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基的理念，同时也受到其他学派尤其是该时代主要宗教即道教和佛教的一些影响，面对自然灾害、战乱、疫病等状况频繁发生的严峻形势，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救济活动，体现了具有儒家思想和宗教思想特色的慈善救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