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部下们提起陈昌浩时，无不满怀深情，却掺杂着一丝复杂。

作为他们的首长，陈昌浩无疑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将领，极富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情怀；作为他们的恩师及革命道路上的带路人，他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先士卒从不言惧。

他曾与开国元帅徐向前并肩作战，所向披靡。在他的麾下，亦出现了这样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等，可他本人却退居幕后，晚年甚至见到曾经的部下就道歉，在愧疚中走完了一生。这是为何？

从“列宁号”上向敌人扔手榴弹的政委

1905年10月，陈昌浩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小村庄里。

他自小聪颖好学，又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陈昌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即如今的武汉大学），求学期间便接触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领导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工人运动。

1927年，陈昌浩因在党内的优异表现，作为第三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前往莫斯科进行培养。

三年后，陈昌浩学成归国，在上海青年团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倒水河河滩上，以鄂豫皖红军为主力，一支更强有力、更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队伍成立，这支队伍即后来成为我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的红四方面军。

原红4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总部，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而陈昌浩时年仅有24岁。

尽管只有24岁，又是“文官”，但陈昌浩在方面军中的威望却是很大，出入常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毫不夸张地说，常常是一呼百应，八面威风，连军中有名的暴脾气倪志亮都要礼让三分。

倪志亮是方面军的总参谋长，他本事大脾气也大，身边的警卫犯错，总喜欢拿枪教训人，子弹打在犯了事的部下脚边，经常把人吓破了胆。

这招本是倪志亮“原创”，却经常被扣到同样脾气暴躁的许世友头上，也真是冤枉了许世友。

有一次倪志亮电话打到前线，一时没听出来接听的人是谁，开口先习惯性一句：“你狗日的……”对方立即“啪”的一下挂了电话。

这下倪志亮更是气得破口大骂。不一会陈昌浩带人风风火火冲了进来，对着他劈头盖脸就骂：“倪志亮，倪志亮，你狗日的，连老子也敢骂！”

倪志亮当时气势就矮了半截，赶紧认错。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集团军正在鄂豫皖苏区的一旁伺机而动，但其因为兵力不足，迟迟未能部署完毕。

徐向前预备趁此良机，欲大胆采取进攻策略，选取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黄安城。

镇守黄安城的国民党69师战力较差，却在此修筑了不少工事，防御体系完整。同时地理位置优势较大，周边麻城、黄陂、孝感守军策应。

但黄安城离鄂豫皖苏区中心最近，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徐向前选择这里作为第一个目标，且提出了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方案。

围城40多天后，守城敌军早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他们不得已拆了民房当柴烧，宰杀猫鼠作为口粮，即便如此也是饿得前胸贴后背。

攻城的时机已经来到。

12月22日夜间，红军向黄安城发起总攻，一时炮火震天，硝烟四起。

正在这时，天边远远飞来一架战机。

战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快速向黄安城守军上空飞去。守敌原以为是己方的补给到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哄抢物资，不曾想迎来的却是传单和炮弹，顿时陷入兵荒马乱之中。

他们原以为仅有“小米加步枪”的红军不可能拥有飞机这种先进的装备，直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看清了机身上的“列宁号”，才发现上了当。

他们的预想的倒也没有错，这是红军当时有且仅有的一架战机，原本的所有者是四川军阀刘湘，阴差阳错下被红军所缴获。

陈昌浩一介“文官”，像他这样亲身上场杀敌的政工干部极为稀奇，更何况是乘坐刚刚缴获来的“列宁号”，也不怕驾驶员一个叛变就给他“卖”给国民党。

他一手拿着枪指着随“列宁号”一同俘虏来的驾驶员龙文光，另一手拿起手榴弹一颗一颗往下砸。出其不意发动高空奇袭，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不可不谓胆识过人！

很快，黄安战役便以我军大获全胜告终。这场战役中，我军共歼敌1.5万余人，69师师长赵冠英及官兵数万人被俘，收缴枪支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

红四方面军的初战告捷，离不开徐向前根据敌情精准制定的军事策略，更离不开陈昌浩的高空奇袭，他们配合无间，共同谱写了一曲完美的凯旋战歌。

“没有陈总政委的支持，就没有苏家埠大捷！”

1932年初，“贼心不死”的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他从各处调兵10万余人，集结于皖西，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苏区。

我军当时仅有3万兵力，敌众我寡，兵器装备上，更是敌强我弱，形势不容乐观。

方面军军部当即在安徽六安独山镇召开军事会议，由军部团长以上干部及地方独立团长参与。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徐向前保持着冷静与镇定，对敌军军情做了详尽分析。

蒋介石集团军将前哨站点设置在六安苏家埠，由46师岳盛暄率军驻扎。

苏家埠苏家埠西邻淠河，水陆交通方便。敌军以此为枢纽，四周共部署了6个旅12个团，西起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起六安城，南至霍山，援敌应会从北部的六安、霍山、及东部的合肥、蚌埠两路进行驰援。

经过缜密分析，徐向前提出了“围点打援”的方法，围攻敌军几个驻点，切断敌军驰援路线，同时以几个驻点的敌军作为诱饵，将援军诱到陡拔河以东聚集起来，一举歼灭。

春末时节，各地方独立团长率部围攻敌方据点，重点放在了苏家埠、韩摆渡，将整座城围得有如铁桶，水泄不通。眼看就要弹尽粮绝，46师师长岳盛暄万分焦虑，每天都向上级打电报要求增援及补给，却迟迟未见踪影。

4月下旬，岳盛暄的告急终于得到重视。蒋介石东拼西凑，凑齐约2万余人，指派其军团中的嫡系7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集团军总指挥，经合肥向苏家埠进发。

精兵良将来势汹汹，胜利的天平再次向国民党军倾斜。

以三万的兵力对阵十二万人马，这场仗的胜算令人不仅犯起了嘀咕。

一些红军将领甚至建议不如暂退，以保存实力。

徐向前却坚持一战。作为一名老将，他对这场仗的结果有一定的把握，但这场仗打还是不打，徐向前不能直接拍板，陈昌浩的态度至关重要。

于是他找到陈昌浩，对敌情进行分析：

敌军远道而来，又是拼凑而出的15个团，内部建制十分复杂，又未必都能听从厉式鼎一人的指令，且这个临时组成的军团里，没吃过红军大亏的只有厉式鼎的第7师，他们极可能会犯轻敌的错误。

再者，我军以逸待劳，在数十天的围城战中已建立起不少牢固的工事，防御体系完备，就等着一鼓作气将敌人消灭，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打退堂鼓。

陈昌浩十分支持徐向前的意见，打！他力排众议，将暂退的意见有理有据地驳回。

徐向前得到老战友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仗打得风生水起，红军势如破竹，在陡拔河以东一举获胜，共歼敌3万5千余人，将厉式鼎及部下5个旅长、11个团长擒获，共俘获敌军2万余人，收缴枪支1万2千余支。

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带领下，红四方面军又将以少胜多的光辉一战写入史册。许多老将纷纷说：“没有陈总政委的支持，就没有苏家埠大捷！”

然而祁连一战令他几乎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回到延安的陈昌浩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此时仅仅只是一名中宣部的普通科长，他也没有任何不甘心，只是全心忘我地投入工作，忘记自己曾经的荣耀与风光。

周末时张琴秋就会到陈昌浩的住处看望他，有时得空王树声、李先念这些老部下也会过来。

这时小小的窑洞里，便充斥着欢声笑语，这是以往在河西走廊行军时难得的平静，他们也感到十分知足。

身在异乡，心念祖国

好景不长，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反复发作，延安医疗条件十分有限，难以治愈。

1939年，中央做出决定，批准陈昌浩携子陈祖涛与周恩来总理一同乘机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临行前，张琴秋前来送行，两人依依不舍。

赴苏的飞机在新疆乌鲁木齐换乘后飞抵阿拉木图，而后乘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

苏联方面和共产国际对陈昌浩的到来十分欢迎。在他们的照拂下，陈昌浩很快就入院接受治疗，并被安排住进了共产国际分派的柳克丝公寓。

时年才11岁的陈祖涛则和刘少奇的儿子女儿、高岗的儿子一起，被安排住进了莫斯科第二国际儿童院，过着集体生活，一同学习俄语。

1940年，周恩来病愈回国，临行将特意写下的一个条子托人交给陈昌浩，告诉他出了疗养院即可回国，让他安心。

可谁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到达苏联后几年间德国进攻苏联，战争再次打响。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告急。

苏联政府下令紧急撤离平民和外国侨民，搬迁工厂和学校。

陈昌浩随侨民撤离到一个叫科坎多的小镇。

原本陈昌浩在苏联的疗养费和生活费都是由苏联政府提供，但到了科坎多条件恶劣，消息断绝，供给也被切断，侨民只能自谋生路。

当地有采石场和工厂，也没有什么需求高端技术的岗位，只需出卖劳力便可换来温饱，陈昌浩便下了矿，每天不是采石头，就是背石头，受战局影响换来的也仅有一点黑面包和土豆，勉强还能够填饱肚子。

就这样年复一年，苏联地处高纬度，一到冬天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棍，再加上长期的食不果腹，又要从事重体力劳动，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了，发作起来有时剧痛难忍，备受折磨。

工友们特别同情这个外国友人，但大家都是穷苦人民，也没有地方去弄到药，只能告诉他一个土方子，说当地有炼油厂，吞服新榨出来的热棉子油可以治疗胃病。

陈昌浩走投无路，也只好病急乱投医。没想到服用三个月后，胃病竟然没有再度发作，连检查的医生都连呼奇迹。

多年后笑谈起来，他还对兄弟说起当年在苏联，胃痛难忍连服三个月热棉子油的事，笑着说：“没想到饥饿还能治病呢！”

1943年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斯大林格勒，陈昌浩以中共党员和原中国红军政委的身份首次请求奔赴斯大林格勒参战，但没有被批准。

后来共产国际解散前，李立三、陈昌浩和冼星海被原主席季米特洛夫找回，安排到了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工作，陈昌浩负责中国部翻译工作。

在这期间，十万字的《列宁文选》译作出版，为我党送来巨额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等人的宝贵著作经过他的翻译作为桥梁，输送到解放区的军民手中，亦成为我军的精神支柱。

在翻译过程中，陈昌浩发现原来的《俄华辞典》已逐渐跟不上时代的发展，30年的风云变幻里，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领域，无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中苏人民迫切需要一本新的词典，来成为两国人民学习语言的桥梁。

1947年，陈昌浩向出版社提出需求并获批后，以陈昌浩和杜布洛夫斯基为主编的辞典编写组便成立了。

1951年，经过4年废寝忘食的工作，《俄华辞典》得以出版。甫一出版，国内便向出版社预订了40万本送回国内，而这只是一个批次的数量。可以说，这个字典的出版大大推进了两国之间的翻译和交流工作。

陈昌浩做出如此大的成绩，便无时无刻不想回到心心念念的祖国。

1952年，郭沫若前往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俄华辞典》清样，便顺道过去看看陈昌浩。

回到寓所后，郭沫若写了十几张题词，晾干后给了陈祖涛让他带给了陈昌浩。后来出版的《俄华辞典》也是郭沫若的题字。

然而13年近乎音信断绝，组织上便同意了陈昌浩与张琴秋的离婚申请。但张琴秋依然对滞留在国内的陈昌浩前妻与孩子照顾有加，视同自己的亲友一般。

陈昌浩身在苏联，加上当时国内战争不断，通信阻绝，要知道一些消息难如登天。请求回国的消息他一封一封地写，却极少能得到回应。他只得焦急地等待，等到中央需要他，将他召回。

期间张琴秋数次到莫斯科参加活动，陈昌浩才知道国内的情况。蔡畅途径莫斯科时也专程前去看望他，他也再三向其表达了回国的请求。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消息传到莫斯科，陈昌浩喜出望外，当即提笔给弟弟陈昌濬去信，再次表达了想回国的心愿：“我在这里工作若干年，但我总觉得我做的事太少。我很想回国工作，也许在国内工作会更有效些……先念、德峰同志在武汉，去信时代我问候……”

1952年春，陈昌浩终于得以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刘少奇主席亲自到火车站相迎，一向作风简朴的徐帅破例在自己家里摆了一席家宴，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再度聚首，张琴秋也在邀请之列。

历经生死别离，阔别多年、早已华发暗生的将军们频频举杯庆贺昔日老首长的归来，言笑晏晏仿佛仍身在那段烈火如歌的岁月中。

面对前妻，陈昌浩既是愧疚，又有些尴尬。

他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道：“我害你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你啊！”张琴秋却连连摆手，大度地表示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若是没有释怀，今天她也不会来了。

在愧疚中走完一生

尽管淡出历史舞台，金子却总会在其它的地方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早已脱离前线的陈昌浩，被委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重任。只是当午夜梦回之时，他仍然忘不了曾经跟随在身旁的部下，依然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愧疚。

1962年5月，陈昌浩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十余年的老家，见到了湖北老家的乡亲们。

在武汉军区和市委工作的陈再道、宋侃夫听闻陈昌浩回乡的消息，带着一批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就前来迎接。

时隔多年，老首长在他们心中的风采依然，平日里说起过往的英雄事迹，无不对这位老领导敬佩有加，可往往最后都是伴随一声叹息。

如今穿越风雪归来，他站在席间起身向昔日的部下敬酒致歉：“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我过去对不起毛泽东，犯了大错，但党和中央宽大了我，让我学习和提高。这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肺腑之言。”

讲话期间，他几度哽咽，三次深深鞠躬，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1967年，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老战友徐向前主持，李先念、王震等500位老战友出席了追悼会。

悼词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参考资料

[1]罗学蓬.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跌宕人生[J].档案记忆,2016(10):28-31.

[2]冯亚光.陈昌浩最后的日子——访陈昌浩夫人孟力[J].炎黄春秋,2015(06):55-58.

[3]夏明星.徐向前与陈昌浩的战友情[J].党史纵横,2015(05):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