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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初，对中原文化全无了解，亦不关心，以致庙学毁于兵火，儒士沦为奴隶。当时士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震撼，可见危机之大，斯文之延续端赖耶律楚材等少数仕蒙士人、汉人世侯及全真教士之维护。及至忽必烈立国中原，建立元朝，中原文化之地位始能转危为安。但是由于元朝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不能仅以中原“皇帝”自居，立法施政亦须自蒙古“大汗”的观点着眼。

他必须接受在理论上受其控制的地区的文化，而不能独重汉文化。因而，汉文化必须与外来文化平等竞争，在中国史上可以说空前。

蒙元时代，中外交通之密切，文化接触之广泛，确实超过隋唐时代。但外来文化——蒙古、色目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则远不如过去学者想像之大；蒙古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不大。当时蒙古人是政治上的主宰族群，在文化上却居劣势，无法推行“强制同化”，如欧洲人在亚、非、拉殖民地推行的西化政策以及日帝在台湾、朝鲜实施的“皇民化”，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文化。

事实上，蒙古文化值得汉族仿效之处不多。对汉族之影响主要限于民间习俗，如语言、名字、服饰、发式、礼仪(胡跪)、婚俗(收继婚)等方面。民间接受这些习俗，主要出于势利心理，而不是由于这些习俗的内在价值。

例如：当时不少汉人、南人采用蒙古名，想冒充蒙古人以求谋得一官半职。元亡之后，政治诱因消失，自然无人再仿效蒙俗，加以明廷下令禁止，更彻底扫除了蒙古文化影响的遗痕。蒙元时代的高丽——尤其是宫廷——亦受蒙古文化的类似影响。但在蒙元势力消退后，这类影响亦消失于无形。

色目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南亚文化，对中原文化亦未产生长远影响：

第一，世界观未能改变：东西接触确实引进伊斯兰世界的地理知识，来自伊利汗国的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的贡献最大。札马刺丁于1267年以地球仪进呈元廷，引进地球三分为土地，七分为水的概念，1286年，奉命为《大元一统志》绘制《天下地理总图》，曾参考《回回图子》。

朝鲜李荟、权近于1402年绘成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便是间接受到札马刺丁《总图》的影响。该图西方部分共有近一百个欧洲地名和三十五个非洲地名，并正确将非洲陆地南部绘为三角形。可见元代回回专家确将广博之世界地理知识输入中原。

但这些地理知识在中原却未产生广泛影响，例如《元史》系根据元朝官方资料撰写，其《地理志》及《外国传》记载汉文化区国家，如高丽、日本、安南所叙较详，而关于蒙古帝国西部，《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所列不过一串地名而已，可见元人对西北所知不多。

民间记载亦少新义。显然，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世界观，未因蒙元世界帝国的统治而有所改变。有如傅海波教授所说：“以中国为中心的概念未受真正挑战，汉族士大夫并未对中国以外事物产生好奇心。”

第二，外来科技影响肤浅：当时回教世界科技水平领先欧洲，中原所受外来科技影响主要来自回教世界，如回回炮、西域仪象与历法、回回药方与医疗技术以及衣食用品的制造技术(如烧酒（阿剌吉)、果子露、金锦缎（纳失失）)。但是，这些影响颇为零碎而肤浅。当时，中国天文学家虽采用回回天文仪器，却未吸收近东天文学的数学与几何学基础。回回医师在政府机构及民间开业，但是，中医的理论架构却全无外来影响的痕迹。

第三，外来宗教未能吸引汉族信徒：元代盛行的外来宗教：基督教(景教、天主教)、回教、犹太教及藏传佛教的信徒几乎全为外族。基督教的信徒主要为阿速、突厥及蒙古人。回教徒则以阿拉伯、波斯及突厥种人为主。汉人皈依回教者唯有嫁给回回的妇女。藏传佛教则主要流传于吐蕃、畏兀、唐古、蒙古等族之中，对汉族影响甚小。

由于基督教为一外族信奉之宗教，和明季汉族士大夫竞相皈依该教的情形大不相同。元亡之后，不免再度消失于中原。而回教则因在中原根基较厚，在明朝经历本土化的过程，始能落地生根，形成回族。

第四，中原学术、文学、艺术未受外来影响：当时伊斯兰世界具有甚高的学术、文学与艺术水平，但在现存史料中，却未留下色目人介绍其本国学艺于中原的迹象。事实上，当时蒙古、色目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与汉族文人并无二致。

例如色目诗人马祖常、萨都刺、余阙、金哈刺、迺贤、丁鹤年，曲家贯云石、马昂夫等人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思想与情趣，与汉族文人全然相同，并无异域色彩或腥膻气味。又如著名画家高克恭为回回人，他的山水画却是继承五代董源、北宋米芾的风格，与其回回背景并无关系。

在学术方面，西域著作传入中原者固然不少，但仅有《回回药方》等一、二种译为汉文。而蒙古、色目人的学术著作如泰不华《重类复古篇》、贯云石《孝经直解》、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所继承的是中原的学术传统，与其本族文化并无关联。

关于元代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大，学者牟复礼说：

这个时代的汉人菁英不能说是已真正国际化。也就是说他们还未能对外来民族、思想、事物的本身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地名相互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景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些当时流行的外来语汇，却说无法知道它的真正含意。......总之，我们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对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总之，外来文化之所以对中原文化未能产生深远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明太祖的本土化政策扫除了外来文化影响的遗痕。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宋代以来中原文化本身的变化。

傅乐成教授比较“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时说：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

可见自唐至宋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已由包容转变为排斥。刘子健教授称这一转变为“文化内向”，并将南北宋之际定为转变的枢纽时代。不论中国的“文化内向”发生于唐宋之际或南北宋之际，元代外来文化之所以对中原文化未能产生深远影响，应与宋代以来的“文化内向”大有关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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