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扑灭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迎来了一次短暂的“中兴”，这其中最大的功臣非曾国藩莫属，曾国藩以一介文人，指挥千军万马，建立不世之功，自然离不开湘军中庞大的人才队伍。

据统计，湘军系统一共出过15位总督、14位巡抚，其余提督、总兵、布政使更是不计其数，足以证明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他说过：“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同治十年，垂垂老矣的曾国藩临危受命，第二次出任两江总督，此时的清朝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涌动，西方列强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而自己时日无多，想到这里，他给得意弟子李鸿章写信，让李鸿章到江宁面谈。

李鸿章对这位恩师很是敬畏，接到信后不敢怠慢，迅速赶往江宁，曾国藩见到李鸿章后，非常高兴，病都感觉好了一半，与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

他们谈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尤其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临了，李鸿章问曾国藩，今后有哪些人可堪大用，曾国藩伸出一只手，说出来五个顶尖人才。

擎天一柱左宗棠

严格来说，左宗棠并不属于湘军，而是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团队，另外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并不好，两人一直矛盾不断，所以曾国藩推荐他完全是出于公心。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年轻时屡试不第，退而关注实务之学，他学识渊博又恃才放旷，自称“今亮”，意思自己是今世的诸葛亮。

太平军围攻长沙时，他在同乡郭嵩焘的劝说下，出山辅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坚守长沙达三月之久，稳住了湖南的局势，从此崭露头角。

张亮基离任后，左宗棠又投入新任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当时的湖南虽然省城保住了，但很多地区被太平军攻陷，活不下去的农民们也纷纷暴动，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

左宗棠没日没夜地筹划军务，协助骆秉章镇压各地民变，还要为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军饷，把千头万绪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骆秉章对他相当信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不久，左宗棠就因为狂傲的性格差点惹来杀身之祸，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为轻视左宗棠，被他一脚踢倒，并大骂：“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怀恨在心，向咸丰帝上奏折控告左宗棠，幸好一众湘军大佬出面保他，才使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他也被迫离开长沙。

形势的迅速发展给左宗棠带来了新的机遇，太平军攻克江南大营，在天京站稳脚跟后，清廷大兴团练，左宗棠回乡招募了数千乡勇，号称“楚军”，协同曾国藩的湘军作战。

在曾国藩的保荐下，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从南面剿杀太平军，收复浙江全境，升为闽浙总督，在消灭太平天国的残余部队后，他又创办马尾船厂和船政学堂，为福建水师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进入同治年间，西北的局势变得动荡起来，先是陕甘动乱，然后是中亚军阀阿古柏侵入新疆，国防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左宗棠临危受命，从东南赶赴西北，出任陕甘总督，在金积堡一战中，全歼叛军马化龙部，极大震慑了敌胆，叛军余部或降或逃，于同治十二年终告平定。

这时，朝廷中对于国防政策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李鸿章认为东南是国家的根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应该集中力量加强海防，放弃偏远的新疆，也有人认为英法等国不过是想多要一些通商口岸，而沙俄支持下的阿古柏才是心腹大患。

左宗棠综合两方面的意见，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并提出自筹粮饷，打消了朝廷的后顾之忧，同意他继续进军新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新疆路途遥远补给困难的问题，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计划，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多方筹款，才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出兵。

西征军首先收复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然后挥师南下，连战连捷，阿古柏在惊惧中服毒自尽，仅一年左右，西征军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整个新疆。

左宗棠上书朝廷，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沙俄归还伊犁，并在新疆设省，巩固西北边防，守住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遗泽至今。

海军之父彭玉麟

彭玉麟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因为湘军与太平军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鏖战，水军的作用尤其重要，他来到曾国藩身边不久，就在衡州参与创建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的第一次大胜仗就是彭玉麟指挥的，根据战前计划，水师主力应直趋湘潭，谁知曾国藩中途变卦，亲率水师一部攻打下游的靖港，结果大败，曾国藩又羞又恼，跳水自杀，幸好被左右救起。

彭玉麟面对变数，坚持按原定计划攻打湘潭，用火攻大破太平军，此战后，曾国藩就不再干预水师的指挥。

岳州之战中，湘军水师惨胜，多名将领阵亡，彭玉麟成为水师的主要指挥者，协助湘军陆师一鼓作气，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然后沿江而下进入江西。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萧捷三部因为轻敌，冲入鄱阳湖中，导致水师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分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萧捷三突围时中炮而亡，内湖水师岌岌可危。

此时，太平军又长途奔袭，再占武汉三镇，彭玉麟率外江水师回援，收复汉口，刚回到衡州老家养病没几天，就接到曾国藩的紧急调令，请他来指挥内湖水师。

彭玉麟不辞辛劳，徒步七百多里赶赴南昌，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一齐出动，终于冲破太平军的封锁，胜利会师。

太平军再也无法抵挡实力强大的湘军水师，湘军水陆并进，连克九江、安庆等重镇，直抵天京城下。

彭玉麟率水师对长江江面进行严密封锁，又配合陆师鲍超部完成了对天京南面的合围，切断了天京与外部的一切联系，天京城内弹尽粮绝，最终被湘军攻克，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湘军水师的辉煌战绩也让朝廷看到了江防的重要性，正式设立长江水师，彭玉麟辞官休养，仍被朝廷任命为长江巡阅使，每年巡江一次，整顿江海防务。

光绪七年，彭玉麟在给朝廷的奏报中，首次提出江防和海防应该分开，由江南提督负责海防，购置军舰独立成军。

在中国古代，由于轻视海权，很少有过真正的海军，彭玉麟的这一观点，代表了洋务派的整体立场，此后福建、南洋、北洋水师相继成立，虽然它们并没有完成历史使命，却是中国迈向海洋的第一次尝试。

首任大使郭嵩焘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老乡，早年经历也颇为相似，他曾四次落第，第五次终于考上了，父母却双双离世，不得不回家守孝，一再错过仕途。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郭嵩焘感到机会来了，几次登门拜访同样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恳请曾国藩出山主持危局，曾国藩被他的真诚感动，奉旨编练湘军，邀请他作为首席幕僚。

在为湘军筹饷期间，郭嵩焘到达上海，接触到西方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和思想文化，从此成为坚定的洋务派。

一晃几年过去了，一直候补官职的郭嵩焘终于等到了正式任命，进京成为翰林院编修，期间他受到重臣肃顺的赏识，从而进入南书房，近距离接触咸丰帝。

咸丰帝也有意考验郭嵩焘，派他协助僧格林沁处理天津等地的防务，他年轻气盛却缺乏社会经验，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办差就能完成任务，结果与僧格林沁交恶，清查关税时急于求成，被人参了一本。

咸丰帝对他很失望，进行了降级处分，同时由于他对肃顺的有些做法并不赞同，此后便坐了两年冷板凳。

直到同治帝登基后，郭嵩焘才被授予实职，出任两淮盐运使和代理广东巡抚，不久又因为与两广总督不和，而被弹劾罢官。

光绪元年，在洋务派大臣的举荐下，郭嵩焘再次出山，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恰巧英国翻译马嘉理，率领一支勘探队擅自进入中国云南，被边民打死，英国要求清朝派大臣前往伦敦道歉。

于是郭嵩焘被钦定为出使英国大臣，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外交大使，顽固派自然视他为“汉奸”，还写了一副对联讽刺他。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不卑不亢，按照通用的国际惯例处理中英关系，受到外国同行们的一致认同，在担任大使的时间里，他留心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把所见所闻编写成《使西纪程》，寄国内以备参阅。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收尾阶段，英国为了支持阿古柏，派人与郭嵩焘交涉，希望能够休兵罢战，郭嵩焘在了解到西征即将取得全胜的情况后，据理力争，反对英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节，使英国染指新疆的图谋破产。

这样一位为中国近代外交殚精竭虑的人物，无时无刻要面对顽固派的攻击。

光绪三年，副使刘锡鸿弹劾郭嵩焘，说他讨好洋人，有失天朝颜面云云，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只好称病回国。

郭嵩焘一生关心国事，放眼世界，却没有得到多数人的理解与尊重，去世时因为其思想行为争议太大，朝廷连个谥号都没有追赠。

然而他关于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见解，超越了同时代学习西方技术层面的认识水平。

远见卓识刘长佑

刘长佑和曾国藩相识很早，早在道光末年，刘长佑的家乡湖南新宁发生了天地会起义，他以一介书生在镇压行动中立功，受到江忠源和曾国藩的注意。

江忠源可以算是曾国藩的带头大哥，先于曾国藩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他邀请刘长佑加入自己的队伍，事无大小都要征求刘长佑的意见。

咸丰二年的蓑衣渡之战，江忠源、刘长佑取得了镇压太平军以来的第一次胜利，阵斩冯云山，由此一战成名。

转战湖北时，刘长佑急行军救援江忠源，被曾国藩誉为“神鹰度漠，一击千里”。

江忠源战死后，刘长佑率领旧部，配合湘军作战，在对阵太平天国第一战将石达开时也丝毫不落下风，擅长打解围战，力保永州、宝庆不失，迫使石达开解围而去，向广西转移。

刘长佑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柳州，石达开转入贵州、四川，最终在大渡河全军覆没，曾国藩跟他写信开玩笑说：“你是要把叛贼都剿完吗，就不能留点给我吗？”

太平天国被绞杀后，刘长佑又变成救火队长，担任直隶总督，镇压捻军，起复云贵总督，镇抚西南，协助冯子材加强边防。

刘长佑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他超越常人的远见，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大起来，光绪七年，日本吞并琉球，刘长佑上书朝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他提出，日本野心勃勃，早晚会对中国下手，不如趁起羽翼未丰，先发制人，倾举国之力与日本一战，一路出兵库页岛，一路出兵朝鲜，一路派水师直取长崎，三面夹击打败日本，从根本上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这个方案胆大心细，如果拼死一搏，还是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清朝根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实施，日本终究成为中国近代最危险的敌人，令人扼腕叹息。

南洋大臣沈葆桢

沈葆桢是著名爱国者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从少年时就对洋务很感兴趣，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进士后被择优选为庶吉士，一路做到江西广信知府。

咸丰六年，太平军攻入江西，占领大半府县，广信府也岌岌可危，沈葆桢外出筹集粮饷，不料太平军杨辅清部包围了府城。

危急关头，沈葆桢的妻子林普晴组织百姓守城，沈葆桢带援兵赶回，七战七捷，大败杨辅清。

次年石达开再攻广信，在沈葆桢的严密防守下，占不到任何便宜，只好撤围而去，曾国藩看到了沈葆桢的军事才能，几年后，邀请他加入湘军，并保举为江西巡抚，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沈葆桢虽然加入湘军较晚，但他的最大功劳，是在江西境内擒获逃出天京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彻底断绝了太平天国复兴的可能。

左宗棠从闽浙调往陕甘后，沈葆桢又拿起接力棒，在福州主持马尾船厂和船政学堂，筹建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

在总督闽浙期间，日本蠢蠢欲动，借琉球贡船事件公然入侵台湾，在台湾东部设立都督府，沈葆桢一面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在台湾和澎湖扩充炮台，带兵渡海增援，最终促使日军撤离。

这次事件发生后，清朝进一步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加紧建设以南洋、北洋为首的近代化海军，沈葆桢摈弃门户之见，认为国力有限，应该优先发展北洋水师，以拱卫京师。

为了确保台湾的安全，沈葆桢实行“开府、开禁、开路、开矿”等一系列政策，在台湾正式设立行省前对宝岛进行了初步开发，巩固了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

光绪元年，他回到内地，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力主创建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即今天世界500强招商局集团的前身，他也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曾国藩点出的五位人才，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完成富国强兵的历史使命，但他们用毕生心血为之努力。

也正是一代代中国先进分子前赴后继，才有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

许多年后，又有一位湖南人，用另一种更先进的理论和组织形式，使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这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样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致敬和传承。

参考资料

谭伯牛.《湘军崛起》.岳麓书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