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大一统之朝中，蒙元和满清同为少数族群统治朝代，两者又有不同：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国号定为“大元”。“元”就是大到极点的意思，元朝大是够大了，但只延续到1368年，元廷在起义大潮中退出中原，以“北元”称之，算起来共98年。

1616年努尔哈赤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号“大金”，这一年也被称作清天命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至1912年末帝溥仪逊位止，共延续276年。

元、清两朝，为何存续期相差如此之大？清朝如果不是恰逢西方崛起，也许尚能增寿若干。两朝国祚落差以倍计，是因为清朝的君主更贤明，还是施政手段更高一筹？

统治核心的传承

封建帝制的权力架构为金字塔型，皇帝是塔尖，通过一系列部门机关将意志层层扩散传递到各个角落，各朝大体如此。由此，皇帝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角色。

元朝帝位传承相当混乱。蒙哥汗攻宋去世后，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足足打了四年。忽必烈后，因原定太子真金早逝，又由真金长子和第三子争夺，后第三子胜出，为元成宗。

元成宗把皇位给了侄子元武宗，武宗又传给了弟弟元仁宗。看到这里，谁还能分清楚历任元帝之间的关系？

这种基于和平状态的皇位继承还好，元廷统治中心内部始终处于混乱状态：

1323年南坡之变元英宗被刺；1328年元文宗、元明宗同时宣布即位，随后元文宗毒死哥哥元明宗；也许是文宗心中有愧，临终前复立明宗次子继位是为宁宗，宁宗还是个七岁的小孩子，在位没满两个月又去世，这才把明宗长子立为元惠宗。

元朝内部继承关系实在是没有脉络可寻，甚至到了祸起萧墙的地步，由此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

一、激化内部矛盾，各派系力量无法统一，统治核心始终处于混乱。

二、每位执政者在位期间的施政方针无法得到延续。

统治阶层内部尚且如此，国家的状况可想而知。

清朝在权力交接上要清楚得多，均为子承父位，没有出现如元朝兄传弟，弟又传侄这种状况。即使在康熙传位时，出现数子争位的现象，但终归脱不开父子传承这条铁律。

因此在国家政权上层，清朝比元朝要稳定的多，国家也不会因此而乱。

治理方式

元朝的治国理政是十分“粗放”的，并将蒙古部落管理方式用于治理国家之中。

还在蒙古国时期，就有大臣提出驱逐中原汉人，把该地区变成大牧场，因契丹人耶律楚材提议可以向汉人征收税赋，方才作罢。又将所占之地分给王侯勋臣，让其各自为政。直到忽必烈时加强中央集权，这种状况方有所改善。

蒙古人最尊贵，色目人（中亚人）次之，汉人地位最低。地方长官均由蒙古人担任，蒙古人数不够或是色目人贿赂时，由色目人担任。蒙古地方长官世袭，属地汉人则是他们的农奴，只有责任没有权利。蒙古贵族可以将土地连同上面的汉人，当作礼物赐予。

这种极端歧视、横征暴敛的统治方式，使得农民起义贯穿整个元朝。1283年起义两百多次，1289年增加到400多次，每一次起义都是对元朝统治力的削弱。

清朝在治理上显然高明得多，比如康熙施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人头税）固定征收。之后雍正更进一步，施行“摊丁入亩”，将丁税并入田赋，彻底废除人头税，谁地多谁的赋税就多，这些措施都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

康熙还禁止满清贵族圈地，还地于民，鼓励垦荒并对开垦田地予以保护。

这些施政从客观上限制了贵族势力扩张，从而保障了自耕农的权利。

对于汉人也并不如元朝般歧视，并大肆推行汉制，弱化满汉之间隔阂。

在国家层面上，清朝施政方针还是给了大多数民众生存空间，缓和了社会矛盾。

精神控制

历朝历代的终结往往因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又总是精神先于行动。因此遏制精神中的反抗因子，也是统治者们殚精竭虑要解决的问题，清代执政者在这一点上做的相当成功。

元朝统治者是疏于对民众们进行精神控制的，他们似乎更愿意从“肉体上消灭”。对汉人乃至汉文化的歧视，让他们无法深入了解主体民族的思想，对此也自然是茫然无措。

清朝大有不同，宁愿放松肉体上的管控，但绝不允许精神失控，文字狱就是个明显例证。虽然清以前也有过文字狱，但从无一朝如清朝般严厉。即使是无心的只言片语，也可能招致弥天大祸。如康熙年庄廷鑨《明史》案，乾隆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再如雍正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都是被冠以含沙射影之名处以重罪。

越是了解汉人文化，就越能理解其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将这股潜藏的力量关进笼中。

抛去民族偏见，满清无疑是个成功的朝代，不在其创造的成就，而在其将帝王、官员、民众融为一体，对整个国家控制得如臂使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