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中后期总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帝王懒政现象，似乎历朝历代都没办法避免。

如宋代的宋徽宗就终日沉迷于书画，不理国政。实际上在宋徽宗刚刚继位的时候，还是非常想治理好宋朝的，但由于朝臣过于曲意逢迎，尤其以蔡京为首的臣子，带头行奢靡之风，最终导致宋徽宗懒政，国破家亡。

因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皇帝开始减少上朝时间，最终二十八年不临朝听政，创下君主懒政不临朝的历史新高，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帝王都热衷于懒政呢？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不是因为皇帝的能力不足或贪图享乐呢？答案并非如此。

一、皇帝为何会出现懒政

1.君臣不和成懒政“加速剂”

在明代除了东林一党，还有以浙江，湖广，山东三区同乡划分的官员互结联盟，这四股势力在朝堂上互相倾轧，如要稳定朝堂大局，皇帝应是在这四股势力中充当调解矛盾的角色，但是万历中后期，因为皇帝长期和大臣不见面，自然中介调和的作用也不复存在，党争逐渐愈加激烈。

特别以立储君的事件为例。按照大臣们的建议是立长立嫡，这是传统的古代宗法制的惯性思维。而万历皇帝实际上是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朱常洵为储君。

双方一直坚持己见十几年，最终还是立了朱常洛为太子，由于党人大臣们之间因为利益，抱团上书立长立嫡，并没有站在皇帝的立场上去设想，这也让万历皇帝内心十分失落，而采取不选拔官吏，也不回复官员的辞呈来和大臣之间进行一场无声的“对抗”，这一场国本之争直接成为万历后来懒政的“加速剂”。

2.强臣辅政，君臣关系逐步走向紧张

万历皇帝登基之时仅十岁，张居正行内阁首辅之权，这个时候可以说阁权高于皇权。

万历皇帝亲政之后，逐渐发现文官集团自私自利的行为，尤以其老师张居正最为过分，在《国榷》中有关于张居正的整体评价，“虽古贤相，何以加焉，情其褊忠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路，倚信佞幸，方夺情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辱随之也。”

意思就是张居正虽然看起来像古代的贤明宰相，但他总是凭借自己的好恶提拔官员，并且为人度量狭小，喜欢下臣的曲意逢迎，权威比君主还高，祸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了，从这里看出张居正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

作为皇帝的老师，一边倡导万历皇帝成为一个洁身自好，节俭的帝王，另一边自己收受贿赂私建豪宅，生活奢侈，以至于后来万历皇帝了解到张居正的真实面貌后，他的信仰塌陷了。

张居正在内阁中说一不二，皇帝没有实际参与国家治理，他虽然给明王朝打下一个不错的基础，但是也没有锻炼出万历皇帝治理国家的能力，以上两点让万历皇帝内心极为愤懑，开始出现懒政的心理。

3.奏疏数量繁多冗长。

明朝的朝臣中为万历朝的党政最为激烈，万历中后期围绕争国本而起的山东、湖广、浙江三党之间及其与东林党的争斗，这些文官在奏疏中往往从多个乃至几十个方面来罗织政敌的罪状，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人上奏折的数量非常多，而且文章字多内容又空洞。比如杨涟的《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华允诚的《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疏》等。都是一些弹劾对手的黑料。空洞文章让皇帝本身批阅奏章的精力大打折扣，效率急转直下，这也让万历皇帝认为奏折就是告状信，看与不看，批与不批都没所谓，还不如全部“留中”。

4.受到臣僚们的掣肘，加速懒怠政历程。

在朝堂上朝臣之间的党争，虽然有利于皇帝的控制，但一旦朝臣联手掣肘君主，那么君主就该头疼了。

万历皇帝为了让自己的“小金库”变得充盈，专门让宦官担任了矿监税使，这些人可以说是专人办专事，凭借皇帝的庇护，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使得这一时期大臣们弹劾宦官乱政的奏疏数量大增。

《皇明留台奏议》中即专列一卷辑录了官员揭批宦官误国的奏疏，其中介绍：“一人专敕行事，惟意所为，凭藉宠灵，擅作威福，以势凌抚按，使不敢一问其出入，以刑劫有司，使不得一加其调停，此所谓虎而翼者也。”

说白了就是这些人专门按照皇帝的敕令行事，恣意妄为，凭借皇帝的宠幸，擅自作威作福，以欺凌抚按，使人不敢一问他出入，用刑罚来劫弑有司，如果不能一加他的调停，这就是猛虎添翼的原因。

这足以说明皇帝和朝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进入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朝臣凭借道德，祖宗之法来压制皇帝的欲望，同时自身又不自律，说一套做一套。

而皇帝在朝局中又难以打开局面，干脆破罐子破摔，不跟大臣们玩了，直接退居幕后，总之就是一句话：“你不让朕舒坦，你们也别想得到御批准奏！”双方关系陷入死胡同，互相内耗。万历皇帝最终出现二十八年不朝的懒政历史记录。

二、皇帝懒政之风为何尾大不掉

1.皇帝本身才能和性格有欠缺

很多皇帝之所以没有开国君主那样的雄才大略，首先就是本身的才能和性格有所欠缺。

就像万历皇帝一样，他靠着张居正还有太后的培养才逐步学会治国理政，性格上就自然不做到杀伐果决。

朱元璋身边同样都是李善长，刘伯温，胡惟庸这样的干才，可是他偏偏就能驾驭这些人，靠的除了锦衣卫这样的部门以外，更多的还是和他性格刚猛跟优异才干，从而赢得臣下的拥护，这一点是万历皇帝没办法学到的。

反观万历皇帝只能是通过退居幕后，以不上朝的方式来隐藏自己，利用各方矛盾的交织平衡各方。当东林党人势力强劲起来，又立马扶持其他党人对其掣肘。

张居正后期开始强大，又将其处理掉，又给朝臣们一个威慑的信号，但是在威的同时，又不给大臣恩典笼络大臣，做不到恩威并举，只能说皇帝懒政的源头是从皇帝的才能和性格所决定的。

2.强臣君弱，君臣之间失去平衡

说完主观因素，再来说说客观因素。那就是朝堂臣子和君主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形势平衡，纵观整个明朝，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出现强臣，必然会被君主所忌惮最后被处理，洪武时期李善长和胡惟庸自然不必说，从宣德时期到崇祯时期，从于谦到袁崇焕，这些人结局并不好。

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臣强君弱，双方之间平衡点打破，皇帝就会有所忌惮。一旦强臣把握住朝堂，皇帝懒政的情况也就奠定了基础。臣子能力太强，君主就无事可干。只能去琢磨如何驾驭臣下，如何游玩享乐，懒政之风自然就大开。

3.穷奢极欲，享乐主义至上

每一个皇帝在登基初期还是对于享乐主义是排斥的阶段，开国皇帝出现享乐的情况基本上很少，他们更看重的是手中的权利，毕竟大业未成，随时可能被对手击败的危险。

生于忧患，自然享乐主义就荡然无存，然而一旦天下大定，安逸的环境会让皇帝内心开始涌现享乐的想法，这颗种子的萌芽基本都是从一个王朝的中期开始的，因为前面的皇帝已经荡清寰宇，天下几乎没有了强大的敌人。

以晋武帝司马炎帝为例，司马炎在前期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厉行节俭，任用贤能。在完成对蜀汉和东吴的灭国之战后开始“放飞自我”。因为天下大定，热衷于安逸和享乐。

由于后宫佳丽太多，司马炎就骑着羊车临幸妃子，当羊车停在哪个后妃的宫殿门前，晚上就在羊车“指定”的宫殿过夜。

以至于后宫嫔妃经常派人把盐水洒在地上，利用盐水的味道，逼停羊车吃食事先准备的草料，从而得到司马炎的临幸。

最终西晋在司马炎后期的荒唐和懒政之下，埋下了八王之乱的祸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皇帝享乐也是因为阿谀奉承的臣子太多。

宋徽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每日寄情山水，在艺术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花鸟画书法自成一派。

作为宰相的蔡京也是一个书法高手，君臣二人书法造诣极高，这也是蔡京能当上宰相的一个重要技能。

而蔡京也是不断地给徽宗灌输一个享乐就是体现盛世的一个思想，其他人看到蔡京的做法后，也都纷纷跟进，投其所好，以至于徽宗从懒政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在重要的官吏任免上，基本上都是跟着“感觉走。”

比如蔡京担任宰相，宦官童贯担任枢密院领事，宦官梁师成官拜检校太殿，徽宗在这些人的怂恿下到处派人从太湖搜集花岗岩，其他的奇珍异宝。导致方腊聚众反抗。可以说北宋末年的乱局就是从宋徽宗懒政导致的。

皇帝沉沦在懒政的优渥状态下，朝臣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想法掌控朝政，继续内耗王朝的国本，加快王朝从兴盛转向衰败的局面，最终形成皇帝懒政尾大不掉的恶果。

三、懒政结局

1.王朝开始走向衰败

皇帝懒政最终只会令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就拿万历皇帝的例子来说，三十年不上朝的过程中，国本开始出现动摇。

本身三次大的战争就耗尽了明王朝多年的国本积蓄。在这一时期，万历皇帝的又大肆派遣宦官担任矿监和税监的重要官职，不仅令朝堂上下纷纷弹劾，搜刮民财的手段也引起底层百姓的仇视。

要知道，在洪武时期，官场环境是极其恶劣的，稍有不慎官员们项上人头可能就不保，但是底层的百姓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

而到了万历皇帝这里不仅官场沸腾，而且民怨四起。出现如此状况，那这个王朝的不是走向衰败就是离改朝换代不远了。

2.外敌或内部灭国

内忧外患自然是王朝衰败的重要表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皇帝才能和性格的缺陷，无法驾驭权臣。

一旦君臣平衡关系被打破，皇帝懒政的情况开始浮出表面，又因为懒政继而权臣获得把控朝局的权力利。

权臣为了保住自己能把控朝政的权力，又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皇帝懒政，皇帝沉溺懒政后导致国本动摇，再次因为国本动摇，一个王朝不是被外敌灭国，就是被底层百姓宣布改朝换代，这样的死循环似乎从未断绝。明朝和宋朝完美诠释了皇帝懒政的结局。

要想解决皇帝懒政之风，仅仅靠着皇帝本身是不现实的，单独靠朝臣更是无济于事，关键出现在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只有走向废除家天下的情况，不拘一格的为国家招揽人才进行管理，这才是走向复兴的永恒之道。

总结

总结下来，导致帝王懒政原因就是帝王本身的性格和能力所决定，其次就是朝堂上的臣子无贤臣，不加以规劝，或者是朝臣太强以致君臣平衡失和。最后就是帝王内心的享乐主义作祟，无任何律己之心。

参考文献：

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杨涟的《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

华允诚的《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疏》

傅朝佑的《劾温体仁六大罪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