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两都遗存装饰文化不是与生俱来固有的，是受到当时文化发展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

在这种历史文化进程里，元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加强，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前来朝拜或开展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欧洲、非洲、西亚等地区实现了多方位的融合渗透，多样化的文明在元都城实现了碰撞，求同存异，促进了文化涵化的进程，形成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西方文化的吸纳

从1218年蒙古族平西辽与阿拉伯帝国接壤，到1219年成吉思汗带领他的子孙三次西征，再到元朝建立，统治者仰仗着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先后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印度、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叙利亚等国家近50个，民族多达730个。

由此导致了蒙古帝国的陆地面积最大时期达到4500多万平方公里，占据了整个地球的近五分之四，国土面积的扩张为后来元代对外输出、进口、文化交流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因此使得西方文化开始与蒙古文化出现以一定范围之内而相互融合的趋势。为以元两都为代表的元代都城装饰带来新的养料，及大地促进了元两都装饰文化的发展。

中西亚文化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初崛起，他们开始西征南讨，不断开拓疆土，逐渐在草原上发展壮大起来。他们西征时建立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等四大汗国。

其中，居处波斯故地的伊利汗国是与元代朝廷关系最为密切。这为元两都同中亚、西亚的工艺美术直接接触和寻求契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由于蒙古族向来对工艺美术十分注重，因此对伊斯兰工艺风格更是十分青睐。他们大量引入西亚工匠，力图通过这些工匠手中的工艺制作手法来学习西亚的装饰艺术。

根据元朝文学家许有壬《马合马哈碑》一书中记载：“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珍异，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

元史氏族表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人有上百余人，这些阿拉伯人给中国带来了伊斯兰国家先进的科技与多元的文化，我国在元代，工艺装饰的风格和特征都呈现了神秘的伊斯兰文化”。

元朝时期，随着西方能工巧匠的大批流入，以掐丝珐琅和纳石失等为主的工艺技术也在中国开始盛行，且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制作受到最高阶层统治者的喜爱和支持。

慢慢地成为了高层统治者的屋内陈设，元朝廷的大多数宫殿开始出现具有明显中亚、西亚特色的壁衣、地毯等。

甚至就连元朝时期的建筑也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元朝都城的城门，其厚度薄而倾斜度略大,形制与伊斯兰建筑中的“伊万式”形似。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呆萌脸的石狮子也可以在伊朗和土耳其找到大量同类。

除了装饰工艺和形制外，在装饰造型和图案上,伊斯兰风格同样表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在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一些工艺器物中，很容易看出来发现它们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

其中，蒙元时期最为出名的八方形器，八棱形器身是最突出的特征。属1964年出土的青花八方玉壶春瓶较为典型，虽这件器物没有直接从元两都遗址出土，但是根据林梅村先生的考察记载显示，1964年出土的这批瓷器均来自于蒙元皇室的所用器物。

这类器型接近中、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特征，另外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高足碗和大盘，与中、西亚地区金属器的造型也十分相似，这些地区长久保持着席地而坐的传统文化。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所藏15世纪的波斯绘画中也描绘了这类大型器型的出现伊斯兰风格的装饰往往有着繁缉精丽的图案和连续性、多层带的装饰形式。

元上都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雕花底座，汉白玉质地，以多层次图案花纹进行装饰，其图案有六个层次，中心层雕龙纹，其他层饰有缠枝花纹、牡丹纹等锦地。

这种繁密纹饰的手法，带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格。

出土于元上都宫城遗址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中的伊斯兰教石刻。其中一件石刻呈现出三面平齐，弧面阴刻着五行古阿拉伯文，石刻的两端各有两行。

另外一件是在上端弧面刻有花卉图案，花卉图案是对称的，粗端面刻有太阳、新月图案。另外还有几件出土石条形制没有太大差别，但内容也均为与伊斯兰文化相关的经文、图案等。

我国古代工艺美术研究学者尚刚先生曾经说过：“蒙元时期的统治者对工艺美术的审美标准是在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足以可见，中西亚伊斯兰文化对我国蒙元时期工艺品有着巨大的影响。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元两都时期对伊斯兰文化艺术呈完全接纳的态度，使其成为元两都时期装饰艺术的一大鲜明特征。

欧洲文化

元朝时期的装饰在汲取了伊斯兰文化的同时还对部分欧洲文化进行了吸收。蒙元帝国在西征南讨、开拓疆土之后迅速崛起，就像“世界之鞭”一样给西方各个国家狠狠的一鞭。

同时元两都对西方文化给予充分包容和接纳的态度，这种行为也吸引了欧洲各国把目光投向东方。

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使者普兰迦儿宾出使蒙古国。七年后，法国国王同样派出了使者卢布鲁克出使蒙古国。

并且蒙古国送出了一些书信和礼品作为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英格兰等各国的回礼。

1275年，马可·波罗到达了元上都，并把有关元上都的历史和文化向欧洲人进行了介绍。这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有明确记载，并将元上都称为“东方神话”。由此有很多欧洲人慕名而来。

意大利人孟德科维诺于1293年受命于教皇的指令，将信件带到元大都。在元代皇帝的允许下，在元大都建立了教堂。

加之，由于元两都对欧洲文化持完全接纳、包容的态度，甚至允许欧洲人可以在朝廷为官，结成姻亲。

通过历史可鉴，元两都的装饰文化中也一定或多或少的受到来自欧洲文化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双头鹰的图案，双头鹰作为一种神话中的鸟类，在欧洲历史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双头鹰过去象征着一个国家或是这个国家的军权，现在都有很多欧洲组织用它作为组织内部的标志。

蒙元时期的出土的卷草地辨窠对脚双头鹰锦和对鹰纹织金锦辫线袍。这些织物上俊秀的双头鸟，其细节、造型等和过去欧洲的双头鹰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可以借助这些遗迹推断出，元两都装饰文化中一定存在欧洲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