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 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的崇祯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毅宗、思宗。 后人评价“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 然而崇祯帝在治理国家大政上有着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是导致他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

首先， 他不知恤民， 对老百姓加征不断。明代的加征不始于崇祯时， 而以崇祯时为最烈。万历时因辽东战事紧急， 开始加征“辽饷”。崇祯帝不仅保留了辽饷原额， 而且在原额520余万两的基础上又加征140余万两。除辽饷外， 崇祯帝又陆续向老百姓加征“剿饷”和“练饷”。崇祯十年， 为了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 又加征银200万两， 在原赋额上均摊， 称作“剿饷”。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 而且一开征就没有止息， 并且加征的数额越来越大。不少大臣屡次上疏切谏， 指出这种加征是挖肉补疮， 不仅不能平息内忧外患， 而是为渊驱鱼， 逼迫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祯帝却执迷不悟， 一边说着同情老百姓的话， 一边严令各级官员追缴。催征饷银成为考核官员的重要依据， 许多官员因催征不力而被治罪。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崇祯帝向农民加征再加征， 而他的后宫却储存着大量的“内帑”， 也就是皇帝的私家银两。自万历以后， 不断对全国进行各种名目的大搜刮， 将搜刮来的钱财送入内宫， 成为“内帑”， 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当特别紧急时， 有些大臣就请求拿出些“内帑”， 崇祯帝也确实不情愿地拿出过一些， 但毕竟是九牛之一毛。如果崇祯帝肯捐出这些“内帑”， 则完全不必对老百姓一再加征。身为一国之君， 原来却是个守财奴。崇祯帝口口声声说“朕非亡国之君”， 仅此一点， 亦足证此话为欺人之谈。

其次， 崇祯帝重用宦官， 政体日坏。崇祯帝处死大宦官魏忠贤后， 依然认为还是宦官最可靠。一方面提高了东厂权势。按照旧例， 东厂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掌管， 最高职级为“提督”， 连魏忠贤也只是东厂提督而已。崇祯帝则一改旧规， 将东厂提督京营的宦官升为“总督”。实际上， 京营由宦官掌管时， 一般由东厂提督兼掌。崇祯帝将东厂提督升为总督乃破天荒之举， 其职级和权势都大为提高。他们不仅侦缉臣下更加严密， 而且还公然堂而皇之地上疏， 对大臣进行弹劾。这种情况是以前所见不到的。

另一方面，崇祯帝用宦官监理天下财政。崇祯四年 (1631) ， 他命大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 位在二部尚书之上， 并为他建置衙署， 称“户工总理”。户部掌天下钱粮出入， 工部掌全国大工， 这时却由一个宦官盘踞其上， 实在令人憋气。许多大臣连连上疏反对， 皆被拒绝， 并遭到崇祯帝的怒斥。除了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以外， 还用一些宦官掌管其他财政事务。例如盐税。

第三， 崇祯帝用人多误。一是赏罚颠倒， 动辄诛杀。崇祯帝对臣下往往该赏不赏， 不该罚却滥罚， 臣下常因小过或无过糊里糊涂丢了脑袋。这在对将领的处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败一方即戮一将， 隳一城即杀一吏”， 而不细究到底该不该杀。于是， 将领们大都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惟恐因小过而被杀。更常见的现象则是互相推诿， 百般掩饰败绩， 把小胜说成大胜。

二是自作英明， 诿过臣下。这也是崇祯帝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本来是他自己决定的事， 一旦出了问题， 则将罪责推到臣下身上， 使臣下有口难辩， 也不敢辩。本来是他授意的事， 只是因感到“有损圣德”， 就说成是臣下一再奏请的结果。

三是用人多疑， 举措乖张。用人多疑则必然用人不专， 用人不专则难责其成。这是崇祯时诸事萎靡的重要原因。内阁是当时的政治中枢， 阁臣被习称为“相”。崇祯帝即位不久就调整内阁。他忌恨臣下结党， 这次挑选阁臣竟采用枚卜法， 即习称的抽签。这种办法在历史上只有后唐采用过。

崇祯帝先焚香拜天， 以示隆重， 然后他从推举上来的十二人中抽出四人。有的大臣提出， 国事多艰， 请再抽两人， 崇祯帝于是又抽出两人。挑选国家重臣不是看才能和品望， 而是用这种碰运气的办法来挑选， 显得滑稽荒唐。抽得的这六个阁臣也的确良莠不齐， 其中既有东林正人， 也有阉党余孽。

这件事既反映了他缺乏自信， 也反映了他对臣下深有疑心。崇祯帝对边关将领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监军、监视。他担心这些监军、监视欺蒙， 就又暗中派出“视监视”， 即层层监视， 明监视再加暗监视。文武大臣们都处于被监视之中， 整日提心吊胆， 勇于任事的人自然就极少了。如果有谁破例为国杀敌， 崇祯帝也会怀疑他用心不良。

由以上数端可以看出， 崇祯帝在大政方针上有许多致命的失误， 他终于成为“亡国之君”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