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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王朝自努尔哈赤起,共统治了296年。
1840年,英国人以火炮叩开了中国大门,落后保守的清朝政府,这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方侵略者的侵扰还没有结束,清朝内部却又起烽火。
1851年,以洪秀全等人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如同一股飓风,席卷了中国东南部的大片土地。
清朝南方接连失守,战败的奏折堆满了咸丰皇帝的桌案。
就在局面呈现一片颓势的档口,湘军的出现,可谓是挽救处于水火中的晚清王朝。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主的汉人重臣,力挽狂澜,被后世称为中兴之臣。
可同样屹于高峰的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却在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导致的“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上,呈现出不同的态度。
这又是为什么?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
且听我慢慢道来。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击败在北京作战的僧格林沁等人的部队,冲入圆明园中,对其中的珍宝进行劫掠。
而此时的咸丰皇帝却没有坐镇京师、为前方将士鼓舞士气,反而早已于9月22日便逃出了北京城,前往热河避难,美其名曰“北狩”。
北京城中留下恭亲王奕䜣,赋予他全权处理事务的权力,为咸丰皇帝的大清王朝善后。
咸丰皇帝的出逃,是清朝皇帝的第一次出逃,可没成想在40年后的1900年,咸丰皇帝的老婆——
慈禧太后携带年幼的光绪皇帝再次出逃,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英法联军自1858年5月攻陷大沽后,咸丰皇帝便对津京地区重视起来,旋即派出为清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僧格林沁,前往通州县主持防务工作。
僧格林沁走马上任后,立刻修复了大沽炮台五台,新设大炮十门,小炮数百门。
在河中设置了许多防御设施,并将手下的部队分为两拨,一拨四千人派在炮台工作,余下的一拨人马在陆路驻守。
1859年的6月25日,英法联军的炮艇进入大沽口,僧格林沁令所有将士不要做声。
等到英军盲目自大,犯了轻敌大忌后,便立刻炮击英法联军,致使英军司令何伯当即身受重伤。
在陆地作战的英军见情势不妙,立刻向清军发动攻击,但仍被清军击退,伤亡惨重。
这场战斗持续至当日夜里,英军败退海上,死伤约五百余人,炮艇损失足有10艘。
稳坐龙椅的咸丰皇帝收到大捷的奏报,心中自是喜不自胜。
而原本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不理会清廷的要求,立刻调转方向,回到上海。
由此,咸丰皇帝心中便开始骄傲自满,认为英法两国是因为心虚而撤退,并且认为清朝的部队已有能力击退来犯外敌。
故此,在1859年的8月1日,清廷要求战败的英法公使在上海换约,不必再来北京了。
英法联军于1859年6月在大沽口兵败,这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一次挫败,但这更使帝国主义联军大感愤怒。
于是,在1860年,英法两国云集军舰119艘,军队两万余人,欲求对清朝实施报复行为。
同年的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定海,一个月后的27日,继而占据大连。
6月初占领烟台,在同月的下旬将军舰驶入渤海湾,并于6月26日,正式对中国宣战,成为清朝的敌人。
咸丰皇帝收到奏报,心中焦急万分。
在僧格林沁的请求下,调兵一万余人与天津、大沽、山海关一带的驻军共同驻扎在北方,以御来犯之敌。
并进一步加强了北方的海防,欲求重演1859年在大沽口的大捷。
但清廷的敌人却不只一个,1851年在金田起义的洪秀全,他所率领的太平军已经在南京定都。
就在英法联军宣战前的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杭州。
4月,原本对南京进行围城战略的江南大营立刻举兵救援杭州。
太平军见江南大营分兵救援,立刻回兵被围困的南京,进而占领高淳、句容、淳化镇等地。
5月2日,十万太平军进攻空虚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被击溃,南京得以解围。
接着,太平军继续东进,占领苏州、太仓,向上海进军。
由此,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要塞已被其纳入势力范围,江南富庶地区几乎被太平军全部占领。
此时的咸丰皇帝可谓是两面受敌,腹背夹击。
曾国藩北援事件
1860年8月12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西北部的新河,两天后继而攻占塘沽。
咸丰皇帝见战事不利,速下谕旨,令僧格林沁回防保护北京。
僧格林沁经过一段时间的抵抗,见败局已定,便立刻从天津撤军,前往通州。
同月23日,英法联军直接占领无人驻守的天津城,清廷与英法联军经过短暂的谈判后,谈判破裂。
9月18日,英法联军与僧格林沁交战,僧格林沁大败,联军直逼北京朝阳门。由此便发生了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
在咸丰皇帝逃跑途中,立刻下达多道谕旨,要求各地的地方督抚速速带兵,北上勤王。
其中最早的一封谕旨便是给曾国藩的。
曾国藩在8月26日收到谕旨,便立刻去信,与胡林翼及左宗棠等人商讨是否应该北援京城。
众人纷纷支持北援,这可就使曾国藩犯了难。
因为在太平军占据东南半壁江山后,咸丰皇帝心中焦急万分,给予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官衔,并授予钦差大臣,总理江南军务。
要求他立刻救援江西、苏州,保全被占领的江南地区。
但曾国藩并未遵旨,而是认准想要消灭太平天国,必须攻下他们的都城南京。
故此迟迟不肯从安庆这个战略要地分兵,而是死啃这一块硬骨头。
结果此次,北援谕旨再次要求曾国藩调兵北上,还点名要求其精锐将领鲍超带千人援京,这便让曾国藩头痛不已。
自从曾国藩手下大将李续宾被太平军的陈玉成击败以后,唯有多隆阿、鲍超两位将领可与陈玉成一战。
多隆阿已被安排在挂车河驻守,防御陈玉成从桐城的进攻,鲍超作为最重要的机动部队将领,则是更不能被放弃。
但如果不派兵北援,则会落得个卖国贼的头衔。
这下,两处犯难的曾国藩,在独自镇守的祁门大营中可谓是着急得满头大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
所谓瞌睡有人递枕头,曾国藩连连召集幕府幕僚,开会商议此事。
正在幕府中充当幕僚的李鸿章,得知老师有此困惑,便力排众议道:
英法联军虽然已经攻入北京城,但是英、法、清三个国家彼此互相制衡,无非就是签约赔款而已。
而我们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则是关乎天下安危,所以请老师奏告皇帝,按兵不动。
曾国藩听后,便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
之后,曾国藩与幕僚等人磋商计算,自祁门到北京,奏折往返要一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朝廷应该与英法两国签好条约了。
于同年的9月6日,曾国藩给朝廷连上多份奏折,拖延发兵的时间。
并且,曾国藩还做了第二手准备,便是如果迟迟没有签下条约,那么便将军队撤往江西,与主张勤王的左宗棠一同北援北京。
但结果却如了曾国藩的愿,同年的10月,他接到来自朝廷的消息,称已准备签订条约,他们湘军不用北援勤王了。
这条约便是罪恶深重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而收到消息的曾国藩却是欣喜若狂,称自己终于可以在南方专心战事了。
并认为条约能够签订,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至于圆明园被火烧抢掠一事,在他看来仿佛是无关紧要的,毕竟紫禁城和宗庙都没有受什么影响,甚至如此说道:
“洋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二者皆有德于我。”
左宗棠的爱国之心
与曾国藩想法不同的左宗棠,此时驻扎在江西乐平。
听到北京城破、圆明园惨遭蹂躏、国家主权受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犯,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心中便十分气愤,故而大力支持北上勤王。
但是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身份。
可谓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并且他手下五千多人的部队,一大部分是由曾国藩招募的。
所以他更是难以调动手中为数不多的部队,北上勤王。
但他心中的这份爱国情怀,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
1871年,此时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听得俄国派兵南下占领伊犁,做出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
便立刻派徐占彪至肃州替乌鲁木齐将军成禄出关,又去信请假归乡的刘锦堂,速速归营,以对抗俄国侵略者。
并向清廷建议:俄国趁火打劫,表面说替我们收复伊犁,但暗地里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清廷在新疆安排的将军、提督的一举一动,都被俄国侵略者所识破,眼下需要重新部署。
应该以国家主权的大局为重,应该提前进行筹划安排。
并在与总理衙门的交流中,强调了俄国侵占伊犁的严重性。
他认为俄国人想要长久侵占伊犁的意图溢于言表,如果朝廷不用兵收回伊犁,怎么能禁止俄国人趁火打劫,趁虚而入呢?
接下来,左宗棠又强调国家领土寸土不能让人。
收复新疆的军队必须纪律严明、武器精良,这样的精兵良将,才能致胜克敌。
而当下最关键的,便是先要收复乌鲁木齐。
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征粮,并督办粮饷转运。
而身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却屯兵肃州、西安两地,只派遣部分前锋部队去新疆前线。
左宗棠对景廉这一行为,感到不满。
便立刻上奏朝廷,认为军队随着粮草走,乌鲁木齐、伊犁在新疆北部,故而征粮应该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供给北方部队,但是清廷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因为就在左宗棠勤勤恳恳的征集粮食之时,清廷却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辩论。
因日本侵略者于1874年侵略台湾,清廷大臣沈葆桢去台加急布防,并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解决。
此后总理衙门便上奏称日本趁虚而入,侵占我国台湾领土,希望朝廷能从练兵、筹饷等处加强海防。
于是朝廷便让李鸿章等人仔细商讨细节。
继而总理衙门便去信左宗棠,希望他能给出一些意见。
左宗棠回复总理衙门,认为加强海防非常好,但是如果因担心东南海防,西北用兵的粮饷便得不到援助,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结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就直接表示停止在西北征饷,甚至放弃新疆。
这令左宗棠大动肝火,毕竟此时伊犁还没有被收复,国家主权还没有恢复,怎么能够停止在西北征饷呢?
1875年的3月6日,清廷通过廷议,密谕左宗棠统筹海防、塞防全局,并继续负责征粮、运粮的任务。
在之后的5月3日,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由此,主张海防、塞防并重,国家领土寸土不让的左宗棠,在1876年4月正式挂帅出征,前往新疆。
同年8月,收复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城,肃清新疆北路,收复北疆。
在1878年的1月2日,左宗棠收复南疆,为与俄国侵略者的谈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在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国家主权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害时,曾国藩对此却不以为然,不图恢复国家主权和尊严,反而时时以己身利益为重。
而左宗棠则是怀有拳拳爱国之心,见不得国家主权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但凡有外来侵略者,“虽远必诛之”!
正如那首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中唱的那样: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