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十一代祖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是中国著名音乐家、文学家、书法家，他的才学和他在佛学上的成就一样让世人叹服。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天才般的人物，却在晚清科举中屡次受挫并只落了个“童生”出身，连秀才都未中。

李叔同出生于1880年，和当时的很多同龄人一样，科举被视为他们入仕的唯一通道。

李叔同幼年时，清朝虽然就已经只剩几丝气息，但当时仍处于科举取试的年代。因此，李叔同最初求学的十多年间，始终是遵循这科举制度规定的线路蹒跚而行。

1895年，李叔同16岁这年，他考入了天津辅仁书院。相比当时天津专门教授新学的洋务书院，这个书院多少还是有些落后的。

辅仁书院求学期间，李叔同就已经相当出类拔萃了。

由于进入书院前，李叔同便已饱读诗文，学有根底，加之他天赋过人，所以每次考课期间，他的文章总能名列前茅，在诗文上极其出众的李叔同还因其可以在一个格子里写两个字而有了“李双行”的美誉。

“好优生”最后却并未如世人所料考得功名，这背后的根由还得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

李叔同进入辅仁书院期间，维新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一直关心时政的他自然也对维新思想多有涉猎，这点，从他在1896年写给徐耀廷的一封信中便可看出，他在此信中写到：

“弟拟过五月节以后，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兄，教弟念算学，学洋文。”

从这段文字便可看出，当时的李叔同已经在学习传统国学的同时，开始留意新学并付诸实践了。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的思想跟着发生变化自是必然。

18岁这年，李叔同以童生资格应天津县儒学考试，学名李文涛。这里的县儒学考试就是“县试”，应试中的李叔同写了多篇文章。现今存世的共有三篇，题目是《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

在《论废八股兴学论》中，李叔同严厉地抨击了八股文的弊病，并发出了不废除八股文则无以救国的呼吁。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此声响落地后，其“落榜”便已是必然结果了。因为当时评卷的潜规则是：

考生答题须中规中矩，试卷上不得涉及新学思想，不得出现新学语句，否则视为违规，取消考试资格。

而李叔同的文章虽未涉及新学思想，却因其批判了“旧学”，严格说来已属“违规”。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文章即便再出众，想来也很难得到考官的垂青。

这次县试名落孙山后的第二年，即1898年，李叔同再次参加了科举考试。

这年春天，李叔同又写了两篇课卷文章。其一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其二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

这第一篇文章里，李叔同论述：当时所谓之大臣，多不学无术而又恬不知耻。第二篇文章表面是谈资源，实际却是隐射中国没有好的老师，他认为当下的中国培养自己的“矿师”最为切要。

这样带刺的文章，不用说，肯定是不讨好的。可以肯定的是，以李叔同的才学，但凡他肯收起自己的“刺儿”，溜须拍马一番，其功名自是不再话下。但昧着良心逢迎，从来不是李叔同的作风。

这次县试不中后，李叔同便带着母亲和家眷南下移居沪上了，自然，他从此也没有了在出生地再次参加县试的机会。

但这并不表示李叔同不会再参加科举。

1902年9月，李叔同以捐生资格、李广平之名，参加了浙江省乡试。也是在这次科举后，李叔同意识到：科举已经不可能成为他的出路。

这年的科举考试中，由于维新变法后遗症的影响，清政府在舆论上采取封杀的态度，自然科举考试的把关也是格外严格。只要在科举中出现任何以“革新求变”相关的字眼，便会被视作“异类”处置。

这本没什么，但对于新思想已经深入骨髓的李叔同而言，这便形同“歧视”，于是，在第二场考试后，李叔同就罢考而去，重新回到了他之前考取的南洋公学读书。

南洋公学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亦是今日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李叔同于1901年以总分75、第12名的成绩，考入该校。从排名来看，在这所先进学府中，李叔同是绝对的优等生。

当时的蔡元培，是李叔同所在班的中文总教习，也就是李叔同的老师。后来，李叔同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10多人，被公认为蔡元培的高足。

蔡元培对李叔同的影响相当深远，当时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他在住所接待学生与他们谈话，或是对他们发问，或是和他们分享读书心得、时事感想。这种面对面的教授方式，对李叔同影响极大。

后来，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期间，也曾效仿蔡师，在住所召集刘质平、丰子恺等同学座谈。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也都成了李叔同的高徒。

李叔同回到南洋公学不久后发生了一次事件，这次事件直接影响了李叔同后来的命运。

李叔同最后一次科举两个多月后，公学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墨水瓶事件”。

这次事件爆发的原因，乃是因为：守旧派的老师压制学生的新思想。当时的南洋公学的中学部有位教员名叫郭镇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旧派。这位极端封建主义者甚至还在课堂上鼓吹封建帝制，为了禁锢学生思想，他甚至严令禁止学生读如《新民晚报》等进步刊物。

郭镇瀛的这一做法自然会遭到学生的反感，他和学生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任何时候，关系剑拔弩张时，只要轻轻的一个小动作便会爆发想象不到的冲突。

1902年11月，有个学生误将墨水瓶放在了郭镇瀛座位上。本就觉得学生伍正对自己不满的郭镇瀛勃然大怒，随即，他言辞激烈地指责了伍正。

深觉委屈的伍正自然据理力争，没想到他的申辩为他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后果：郭镇瀛将他告到了校长汪凤藻处。汪凤藻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惩罚了伍正。

学生闻之，纷纷怒而为他请愿，最后在事情一直未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它由为全年级为请，斥全年级；全校为请，斥全校。

这个时候，有良知的蔡元培看不下去了，愤怒的他带着其他教员一起，于1902年11月16日率领各自的学生在操场上集合，带领众人走出南洋公学，酿成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退学风潮。

这“众人”里，自然也有李叔同。这次学潮中，李叔同离开南洋公学放弃了学业，转而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国文老师。

这以后不久的1905年初，清廷迫于压力下令废除了科举，自此，李叔同的科举之路也终于画上了不完美的句号。

说来，废除科举对于李叔同等志士而言真真是一桩好事。若非清廷废除科举，执着的李叔同可能会一直挣扎在科举之路上。如此一来，他也不会在不得已之下选择去日本留学，自然，世间也绝不会有今天这个为世人所称道、敬仰的，作为我国近现代艺术的先驱者和一代高僧的李叔同一弘法师了。

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后，还曾再次与昔日恩师蔡元培有了交集。这一次交汇中，已出家的李叔仍称蔡元培为“老师”，只是，他这次找他，却明显是一场博弈。从这次交锋来看，弘一法师的处事等，已经明显高于在俗的昔日老师蔡元培。

两人终止来往2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正处于北伐时期，当时的蔡元培任浙江省代主席。

这期间，蔡元培提出了影响极大的“整顿僧众两点主张”，他提出这些主张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蔡元培认为庙产本为集体所有，不应该被僧人独占，这违背佛教本身的公益。

蔡元培这两个整顿僧众的主张分别是：

一，提倡佛化教育，以讲明佛法真义，使僧众务必提高佛法的入世精神；二，将少数寺庙改为工场，让僧人一边修佛一边当工人。

随着蔡元培的这些主张的落地，激进派纷纷开始驱逐僧侣、收回寺院，他们甚至还开始勒令僧尼结婚。

弘一法师听闻后，立马提笔分别给激进派和老师蔡元培去了两封长信。

激进派在看了弘一法师的信后，竟立马冷静下来了，他们意识到：灭佛驱僧有悖天理。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他不仅提出了自己对蔡元培理念的见解，还非常婉转地提出了他这一做法的偏误，并同时为整顿僧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很快，“驱僧事件”便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