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王朝建立之后，太祖为了统一天下，制订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略，随即在九年之内迅速消灭了南方荆南、湖南和后蜀等政权，对于北方，宋太祖也是积极备战，与辽建立友好关系，避免攻打北汉之时辽国从中作梗，西部党项方面则给予“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政策。

宋太宗继位之后，沿袭太祖赵匡胤的战略继续收复失地，多次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由发动对辽的战争，宋辽由和平共处重新变为战争对立状态，由于再无南方威胁，对西部党项，太宗不再放任，收紧政策，要求他们听从朝廷指挥。

到了宋真宗，祖先制定的统一天下的计划不仅没有继续实施，反而开始追寻稳定，用一纸“澶渊之盟”唤来了与辽国的百年和平共处，放任西方党项建立的夏州政权肆意发展，导致灵州失陷，最后不得不与夏朝签订景德合约，西北吐蕃部族也是被极力拉拢对象。

不难发现，宋初三位皇帝有着鲜明的反差，太祖太宗一辈子都是想统一天下，收复幽云十六州，将大宋打造成东方的霸主，然而到了真宗就开始急转弯，不收复幽云十六州避战不说，还与异族频繁求和，这是为何？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北宋周边虎视眈眈的庞大势力

北边有强大的辽国，在隋朝和唐朝的时候，契丹族还比较渺小，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在唐朝的时候，契丹族还是形成了部落联盟，推举出了部落领导人，伴随着唐朝的衰弱，契丹族逐渐强大起来，终于在五代十国时期建契丹国，也就是宋朝时候的大辽，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契丹国得到了燕云十六州，这也是后来宋朝和辽国争夺的焦点地区，辽国也是北宋时期最强大的敌人。

西边有后起之忧夏州政权，夏州的李氏在五代十国时期一直采取保全实力的政策，除了后唐对其发动过一次战争之外，并没有遭到其他政权的进攻，整体一直保持着平稳发展，到了宋朝，由于宋太祖时期南北两边均未平定，对其的政策也较为宽松，太祖时期夏州李继迁叛变，与豪强联姻逐渐壮大，太宗多次派兵讨伐未果，宋真宗继位后更是姑息纵容夏州政权的发展，最后变得无法控制，成为北宋西边最大的威胁，北宋、辽、夏州政权三足鼎立。

西北地区则是吐蕃王国，在唐朝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也乘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飞速发展，虽然到了北宋时期吐蕃王国由于种族分散的原因无法与强大的宋、辽、夏抗衡，但是任然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势力，如若倒向敌国，那么北宋西北边必定受到威胁。

二、领导者思想上的变化

要说真宗对待战争态度消极，一味避战求和还真不能完全怪真宗，这种避战的态度是从太宗北伐开始慢慢累积起来的，而真宗自然也受到了其中很大的影响。

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太宗两次北伐辽国均以失败告终，并且败的很惨，这个时候宋廷中就有了反战的声音，建议恢复太祖时期与辽的和平相处，反战论的思潮在宋廷越演越烈，再加上太宗讨伐李继迁多次无果，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整体开始厌兵，苟且偷安，这种思潮的一步步累计最终导致真宗形成“故务羁縻，以缓战争”这种对待夏州政权的政策。

对待周围其他势力，宋朝再无征讨之心，对待大辽，用澶渊之盟换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共处，却永远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一味的求和，在短时能够偏安一隅，也丧失了保家卫国的能力，遇到了不愿接受求和的金国，只能国破家亡啊。

参考资料：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