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

广东人民出版社 肖瑜

作为邻国，俄罗斯经常被提及，国人并不陌生；若从革命史看，苏联与中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追问俄国的历史，恐怕大多数人只能想到“沙皇”等名词，缺乏整体性概观。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肖瑜的新作《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带我们追溯了古罗斯的历史，更加全面地理解俄罗斯的起源。

“基辅罗斯”的“基辅”即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地区，公元882年，留里克王朝的王公奥列格占领基辅，并宣称“让基辅成为罗斯众城之母”。19世纪之后，史学界普遍将奥列格建立的国家称为“基辅罗斯”。这一名称中的“罗斯”，首先可以作为历史政治概念，指由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其次，在后来的演进中，“罗斯”可以泛指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所有部族，作为民族概念而存在；最后，“罗斯”一词也是作为国家概念的“俄罗斯”名称之源头。

基辅罗斯所建立的国家形态，如果类比中国历史，很像西周的封建共主。在各国的早期历史中，往往存在多中心、非统一局面。在当时东欧的重要商路上，并非只有基辅一座重镇，位于今俄罗斯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在随后数百年间，一直拥有着发达经济、充足人口，但其政治地位逊于基辅。简言之，罗斯民族通过对基辅中心地位的确认，自此具备了政治上的统一观念。

奥列格建立共主式国家后，动员能力更强，再加上他个人的卓越才能，基辅罗斯开始在欧洲崛起。奥列格当政期间，主导了罗斯与拜占庭的战争，双方战战和和，拉扯数年，在古罗斯重要史料《往年纪事》中，便保留有双方签订过的合约内容。不过，在随后伊戈尔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执政期间，战争仍在延续。早期国家政权，往往通过整合局部区域，形成与异国异族的界限而逐步确立，战争则是塑造自我的必要途径，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利益，罗斯与拜占庭都处于竞争关系，战争便难以消弭。

基辅罗斯的国家政治领袖是基辅大公，理论上全域全境的其他公国，视其为共主。然而，共主威望不是凭空而来，而要靠真正的政治强人予以巩固。毫无疑问，基辅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大公，便是“红太阳”弗拉基米尔一世与“智者”雅罗斯拉夫。

从私德而言，弗拉基米尔甚为糟糕，在夺权和战争中屡有阴谋。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尤为重要——正是在他任内，罗斯转变了古已有之的多神教信仰，正式皈依基督教信仰。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大致可从两方面看，就国家而言，罗斯需要一种新的全民宗教来凝聚人心；就个人而言，弗拉基米尔思考自己过往的行为，谋杀兄长、撒谎成性、纵欲无度，十分担心遭受报应，而基督教宽恕罪过、提供重生的教义，自然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

俄裔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认为，弗拉基米尔和他的臣僚们最终选择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他们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进入敞开大门。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和习俗从此都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

以后见者视角看，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确立了罗斯民族的信仰。1453年，伊凡三世迎娶东罗马末代君主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自此成为“第三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开始作为古罗斯的国家图腾。今天，我们将俄罗斯的信仰描述为“东正教”，其实就俄国自身而言，不存在东与西的区别，罗斯才是延续基督教血脉的唯一“正教”。在此意义上，弗拉基米尔一世的皈依，正是信仰的肇端。

雅罗斯拉夫也是一位划时代的领袖，他对内颁布《罗斯法典》，稳定政局，对外促进与拜占庭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基辅的地位在欧洲蒸蒸日上。雅罗斯拉夫统治的35年，堪称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在他死后，教堂的铭文写道：“我们的沙皇故去了。”这是“沙皇”称号第一次被用于罗斯的统治者。

基辅大公的统治性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君主个人能力维系，这就会造成权力出现真空时，既定继承规则被无视与践踏。雅罗斯拉夫遗嘱表明，他要求继任者以年龄顺序依次执掌权力，即“年长者继承制”。然而掌握权柄的大公，希望将权力传给子嗣而非兄弟；年龄相差无几的兄弟，又都觉得自己有实力夺取大公之位，于是，便产生了无休止的争斗。基辅罗斯从雅罗斯拉夫到莫诺马赫之间的时期，基本都处在权力争夺的动乱中。基辅罗斯的政体本就类似于分封制，分离主义的苗头始终存在，各地大公的实力不容小觑，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争夺的烈度。

在基辅罗斯的最后阶段，崛起于苏兹达里大公国的博戈柳布斯基，攻陷并焚毁了基辅，他自己则回到弗拉基米尔城，使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自此，基辅罗斯的政治中心地位、基辅大公的领袖地位，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