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在荒年，能勉强填填肚子不至于饿死就不错了，更别奢望吃上猪肉这种“高端”食品了。然而，在1948年春闹粮荒一些人原本只能天天喝粥，却想出一个奇招，在一段时间内非常“奢侈”地天天吃上了猪肉，成功战胜了春荒，让当时的群众和干部战士感觉不可思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淮海报社（以下简称“报社”）和新华社淮海支社（以下简称“支社”）人员的生活十分艰苦，连年春荒，就更苦了。日寇摧残八年，创伤累累，又遭蒋匪帮强加的内战灾难，天灾人祸接连不断，那时淮海区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8年春灾期间，报社、支社驻在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金庄村时，每人每天2斤半原粮，每日要减少2两救灾。后来，民主政府把兄弟地区支援的救灾大米，按1斤大米折合2斤半粗粮拨给报社和支社做口粮，粗粮换去救灾。

这一斤大米，也只够每天二顿粥。报社年轻人多，吃不饱，常挨饿，战地记者王良佑在饥饿中想出一个办法：肚子饿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材料，或者构思稿子的写法；肚子里有了饭食时，他就一鼓作气地写稿，或者抓紧时间去走访群众。

报社社长兼支社长李超然直率地说：“大家肚子吃不饱，不仅影响工作，也关系到健康。”他提议，推选生活委员会，研究度荒办法。

会上，选举出葛雨笠等人组成生活委员会。他们认真负责，细致调查研究，提出一个“猪肉大米粥”的度荒方案。

有人好心提出反对意见：这是要捅漏子的，因为粮肉一超支就没法补。

生活委员会经过调查、分析和计算，向大家说明和解释：灾荒头上肥猪没人买，价钱也便宜，一斤大米能换到大半斤猪肉，大半斤肉能顶上二斤米的营养。油、肉掺米熬粥，保证天天能吃饱。

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实践头一天，每人一顿起码吃三碗猪肉粥，大家吃得很开心。第二天每人饭量减少三分之一，第三天每人饭量减少三分之二。

可是到第四天，原来满脸笑容的人变成苦脸了，纷纷向生活委员会求饶：不要吃肉粥了，因为肉粥太腻人了。

“那怎么行，不能前功尽弃，还得坚持吃下去。”在生活委员们的劝说下，大家每顿吃半碗，可是肚子不饿，头也不晕。

王良佑年轻胃口大，每顿吃两三碗肉粥也无所谓。那阵子，早餐每人要配给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只。怀孕在身的女干部陆耿圣，她吃不了一只，掰一半送给王良佑吃，令他深深感激。

“猪肉大米粥”吃了半个月，肥猪买不到了，怕吃肉粥的人欢庆“解放”。算算账，大米节余不少。

邻庄男女老少听说这件事，陆续来参观，说报社、支社发了洋财;原来喝粥，一下子天天吃肉！

老乡们参观时，看到报社、支社的米屯子下得很慢，才知道这个诀窍，都说回去也这样吃法。

肥猪买不到了，情况变了。生活委员会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发动大家种春菜，又开起了油坊，用顶口粮的黄豆榨油。报社、支社什么人才都有，吃猪肉有会宰猪的，榨油也有油把式。黄豆榨油，可以赚豆饼。这样，报社和支社人员每天就可以吃稀粥和炒豆饼。小白菜长大了，就用豆饼炒小白菜。

通过集合大家的智慧共同想办法，大家满意了，春荒也就被战胜了。那些吃肉粥求饶的同志，后来很感谢生活委员会，说有那半个月的肉粥垫底，才保持体力，保证工作。

从此，“猪肉大米粥”度荒就成为淮海报社、淮海支社一段离奇而又真实的趣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