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曾经提起，十多年前市场上出现过几千封桥川时雄的明信片、书信，还有购书单等，后来这些资料大多被老和买去，国图买去了其中部分中文书信，高田时雄也买走了一些，回去还专门写了文章。而桥川时雄的女婿今村与志雄编集出版了《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東京：汲古書院，2006），对桥川的一生行事及交游都有详尽记载，并收集编录了他的部分诗文，他的著述及发表的文章也在年谱里一一著录。高田时雄也于2016年编辑出版了桥川时雄的文集《民國期の學術界》（京都：臨川書店），去年国内又出版了汉译本《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樊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而这几年我在国图看了一些民国报刊以及日文资料，积累了一些关于桥川时雄的资料。对比今村与志雄与高田时雄所编的这两部文集，有几篇未见著录，这里就一一列举出来，以备读者参考。

一、佚文及交游

在大连亚东印画协会刊行的《亞東》杂志第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封面后首页有朱文长印：泉寿东文书藏，后衬页也有朱文长印：泉寿东文书藏。这是钱稻孙的旧藏。第四卷第三号（1927年3月）刊有松崎柔甫《琉璃廠の今昔》，松崎柔甫即松崎鹤雄，时任大连“满铁”图书馆司书。而第五年四月号（即第五卷第四号，1928年4月）则刊有桥川时雄《隆福寺街书肆记》一文（13-14页）。

《隆福寺街书肆记》

桥川1924年结婚时，媒人就是松崎鹤雄。松崎1920年4月起任大连“满铁”图书馆司书。桥川在《宋嘉泰重修三谢诗书后》一文里说：“予曩年因事赴辽，访友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先生暨松崎先生柔甫，乃启秘箧，任予瞻览。”（《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31页）这是1928年6月桥川到大连、奉天以及朝鲜汉城等地旅行时的事。1930年，松崎鹤雄因为次子在保释期间再次参加共产党组织而入狱的事件辞职，改任大连第一中学教谕（杉村勇造《柔父先生略传》，载松崎鶴雄著、杉村英治編《呉月楚風：中国の回想》，東京：出版科学総合研究所，1980，286页。又见川又武、濱中淸《旅行日记：第二回大陸旅行記游》，载川又武編《燕呉遊蹤：第二回大陸旅行記》，東京：大東文化學院，昭和六年［1931］七月五日，22页。大东文化学院第二回大陆满鲜修学旅行团1930年8月22日到东厂胡同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拜访了桥川时雄、杉村勇造，并参观了图书馆。［同上书，32页］）。1940年松崎到北京华北交通公司任总裁室嘱托，也因而与邓之诚相识，并成了莫逆之交（松崎与邓之诚第一次见面是在1941年11月23日，《邓之诚日记》第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433页）。1942年底，因为在推荐邓之诚任华北综合调查所研究员的事上存在分歧，桥川与松崎等“闹意见”，桥川说松崎“不为友朋所信，令人无从置答”（邓之诚1942年12月16日日记，《邓之诚日记》第二册，574页）。

松崎鹤雄与桥川时雄的合照

今村与志雄在《桥川时雄年谱》中提及，1921年底，在三宅雪岭大女婿中野正刚介绍下，桥川在三宅雪岭主办的政教社出版了《陶渊明评伝》上、中、下三册。今村因而推测，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桥川才在政教社办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那篇关于陶渊明的文章（818号［1921年9月20日］刊载《陶淵明の品格と其環境：陶淵明遺愛の地に遊びて》）。另外《日本及日本人》杂志84号（1925年10月15日）刊有桥川《金子雪齋翁の死と其遺事》一文，130号（1927年8月1日）有《王國維先生の殉死》。272号（1933年5月1日）则刊有《胡適の中国文學論》，其中题名下有小字按语道，胡适以《最近五十年间の中国文學》为题的文章可资参考，因而译载如下。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译文，刊载了前四节。桥川1922年到《顺天时报》任编辑，他与胡适、李大钊交游，在北大旁听过胡适的课。今村与志雄在编者注中说，胡适在1922年10月29日日记里记载了桥川来访，因而桥川拿到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原稿来进行翻译，即于不久后出版了《輓近の中国文學》（胡適著，橋川時雄訳，東京：東華社，1923年2月1日，現代中国学術叢書第二編），胡适于1923年3月7日为该日文版作序（《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153页，490页，492页）。

而北平日侨组织的幽燕发行所的《幽燕》杂志第四号（1935年8月1日）刊有桥川时雄《燈畫师徐白齋のこと》，文中提及画家徐廷琨（1777-1853），是因为读了友人奉宽所作的《徐白斋画灯记》，有传徐廷琨为清小说家文康之后。此文又用中文并以《灯画作者徐白斋》为题刊于《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二期（1939年10月1日）。桥川曾收藏有徐白斋《货郎图》一幅（见《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第三号［1938年7月］“书志”栏《北京研究图书资料展览会目录》，51页）。桥川出版有《満洲文学興廃攷》（雕竜叢鈔第二）（北平：文字同盟社，1932）一书。桥川与奉宽是1930年5月20日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招待游园会上认识的，奉宽，字仲严，号远鹤，博尔济吉特氏，系成吉思汗三十世孙，通晓满蒙、畏吾儿等语言，当时负责故宫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同年6月桥川一家移居东城甘雨胡同三十二号时，曾到奉宽府上拜访（《幾たびの開花、そして幾首の詩句》、《中国で見聞した明治の歴史》，《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96页，147页。奉宽当时住什刹海寄庐［《清理红本记》引言］。另小柳司気太1931年8月15日自东京出发，16日正午在神户乘船，19日午后三时到天津，同日晚九点到达北平侨居的寓所投宿，即东城甘雨胡同桥川时雄的住宅。见《白雲观调查报告：〈东方学报〉第三号抽印》［昭和六年十月］，载小柳司気太編《白雲觀志：附东嶽廟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昭和九年［1934］三月，358页）。后来桥川还曾为奉宽刊刻了他整理故宫档案的札记《清理红本记》四卷（1937，馀园丛刻第三种）。

《幽燕》杂志第四号

桥川时雄《燈畫师徐白齋のこと》

1932年10月，东方文化总委员会总务委员濑川浅之进归国，桥川时雄署理总务委员，次年3月兼任研究部主任。他的工作就以《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为中心，而成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直接负责人。邵瑞彭1933年12月间在给龙榆生的信中提及：“扶桑之约，日人桥川时雄主之，聘弟作道教提要，西京大学已通过，而聘约未来，因桥川尚在辽左之故。此人遐翁亦甚习，俟其回平由弟推毂外，遐翁可促之。”（张寿平辑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中册，359页）据桥川年谱，同年9月21日桥川尚在北平（系据周作人同日日记），此则可补年谱之缺。

1933年11月，桥川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书，并在“研究事业进展关系杂件”一节中提出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事业的进展与基本方针（《提要編纂と中国人学者たち》，载《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338页）。1935年8月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印行了《東方文化事業総委員会並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の概況》，执笔者为桥川时雄（《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522页），随后容庚在其主编的《燕京学报》第十九期（1936年6月）“二十四年十二月至二十五年五月国内学术界消息”栏，刊出了中文节译《东方文化总委员会及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概况》（文末括注“太初节译”，此文是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读书的周一良所译）。该文披露了为日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项目写提要的中国学者名单，因而在平津报纸上掀起了讨伐的风波，当时报上把这些人称为“东厂学派”或“东厂派”。而北大、清华、北师大、平馆等学者都纷纷发表声明与之撇清关系。邓之诚1936年9月2日记：“容庚前在《燕京学报》发表学术消息，遍及东方文化会诸作提要者，吴承仕见逐于东北大学，杨树达亦受清华责难，张国淦因欲与容庚并命，皆闻所未闻。”又9月3日记：“《燕京学报》十九期，六月所出板者，学术消息内载东方文化委员会报告，于作提要之人罗列无遗。闻与其事者，皆大起纠纷。容庚为此损人而不利己之事，未知其意何居？”（《邓之诚日记》第一册，394-396页）

“满铁”北支事务局编的杂志《北支画刊》在Vol. I No.5（Aug. 1938）、Vol. I No.6（Sep. 1938）及Vol. I No.8（Nov. 1938）分三期连载有桥川时雄《中原文化》一文，这是他介绍中国四千年文化历史的长文，其中提及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一次评议员会议1938年8月30日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会，9月2日闭会。8月29日两国代表在协定审议工作结束之后合影留念，中国方面推为会长的是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日本代表团团长为伯爵酒井忠正，前司法大臣小山松吉是团员之一。董康于1937年12月起担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他于1938年3月23日致函东方文化协会（即东亚文化协议会最初的名字），感谢被选为评议员（国图古籍部藏有《董康书劄底稿》二册，稿本，朱丝栏，红格抄本，版心下有：“北平文古斋”字样，索书号：106340。已收入俞冰主编《名家书札墨迹》第二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54页），可是正式发表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中方评议员名单里并没有董康的名字，而都是教育文化界人士。董康又于同年5月6日致函东方文化协会，答复该会征求问题的来信，提出五点意见：一、影印四库全书，二、续修四库提要的整理，三、图书寮、内阁文库等秘笈的影印，四、明实录校印，五、培养木板刻工（《东亚文化协会 评议员董康提案意见书》，《晨报》1938年11月25日第五版；《董康氏提出意见书》，载日本书志学会编《書誌学》第十二卷第一号［昭和十四年一月］“汇报”栏，33页）。而对照《董康书劄底稿》，原稿最初是四条意见：（一）“四库全书宜印行也”，（一）“明实录宜印行也”，（一）“纂修词藏也”，“援道藏佛藏之例，纂修词藏，合唐宋元明清五朝词人专集汇刻，集其大成”，（一）“增辑词人考鉴也”，“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氏尝病张宗骕《词林纪事》搜辑简略，增订凡例，延集名流，纂修《词人考鉴》一书，嗣以事变中止，仅完成有宋一代稿本，而元明两朝当须增订。似此伟大著作，不付剞劂，散失堪虞。嘉业堂主人自经乱后，无力及此。……希即购其已成稿本，踵事修订，以补其未完之绪，庶使学词者资为圭臬，而为词壇发一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