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客春游岭南十二韵》：“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建设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往往与法形影相随的就是"刑"。在唐朝以前，古代就已经形成了笞、杖、徒、流、死五大刑法系统。总体而言，古代王朝的刑法惩治手段皆是这五类。"流"刑，即流放之刑，汉代以前，就有流放之刑。岭南从秦朝开始，便是流放之刑的目标地区之一。特别是在唐朝，岭南已然成为流放的首选之地。不仅如此，唐代官员以及贵族，遭遇贬谪，常常被贬至岭南地区。可以说，岭南地区是唐代流放、贬谪的"圣地"。为什么贬谪、流放岭南呢？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

岭南，流放与贬谪的"圣地"

以岭南作为流放之地，唐朝以前就有此传统。最早向岭南一代流放大批犯人的是秦朝。《史记》曾记载，秦始皇的第三十三年，将一批违反秦国律法的人"遣戍"至"桂林、象郡、南海"，以做惩罚，同时也是略去南越一带的一种策略，即以罪犯充作兵卒。此后，两汉至隋朝，一直保持着流放岭南的做法。至唐代时，犯人流放岭南以及还原贬谪至岭南的规模增大，甚至流放岭南成为当时流放之刑的主要方式。

与唐代黔中、剑南、陇西等流放之地相比较，流放岭南地区的人，主要是犯重罪或者重罪免死减流的官员。岭南地区路途遥远，自然环境恶劣，远离整个大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经济文化水平更是普通"穷荒"，可谓是不毛之地。尤其是唐朝时期，流放之地主要是岭南的桂、柳、雷、环等州郡，皆是"夷獠杂居"的荒野之地。对唐朝统治者而言，用于流放重罪之人再合适不过。唐代就有不少贵族以及官僚士人因为参与谋反而获罪流放岭南，神龙年间，张柬之、袁恕等"五王"都被"长流于岭南各地"，中途还惨遭政敌武三思等的"鴆杀"。

不仅如此，唐朝还首次将岭南地区作为官员贬谪之地。《广东通志》曾记载："唐以前得罪至岭南者，皆迁徙为民，至唐时始谪为宦。"被贬谪虽然不同于流放，却有岭南共同的目的地。唐代重罪流放的人，没有皇帝特赦，是不允许返回原籍。贬谪之官员，虽然有起复的可能，但因此留在岭南的不在少数。

带有强制色彩的"移民"

流放岭南，虽有惩罚的性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移民"的作用。特别是官僚士人的贬谪岭南，虽然有仕途失意或者违纪之过，也同样在唐代"移民"一事上发挥极大作用。《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对于流放的犯人，"妻妾随之，父祖子孙欲随其者，听之"，"移乡人口家，亦准此"。可以看出，唐代流放之人的妻妾、祖孙皆可随其一同加入被流放地区的户籍，这基本上就是强制性的移民了。用"重罪"换取的"移民"特权，自然只能是不毛之地。

被贬谪的官僚士人中，亦有不少人遵从了这种带有强制性的"移民"。往往被贬谪至岭南地区的唐朝官员士人，多会携妻带子，举家南迁，从此定居于岭南地区。不仅如此，随着流放以及贬谪至岭南地区的士人增多，他们之间会相互联姻，让彼此定居岭南地区的整体情况更加稳固，也有利于他们在岭南地区的长久生活与发展。

家族南迁，崛起于仙乡之间

举家被迫"移民"至岭南地区，实际上并非毫无裨益。许多官僚士人来到岭南地区之后，见岭南一带蛮荒如野，会将中原以后的文化礼仪与生产生活技术播撒在岭南一带的土壤之上。而且随着移民至岭南地区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教化的力量愈加显著，十分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此同时，岭南地区的人口增多，物质生产与文化水平得到提升，当初被迫搬离原籍，来到岭南地区的家族，亦可更好地乘势而起，成为当地的世家大族，造福一方。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唐代许多著名诗家文人皆与岭南有不解之缘。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就曾因贬谪而至岭南，对岭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唐代时，许多家族因为流放或者贬谪，从北方迁到岭南地区，其后代子孙不断努力壮大家族，在五代时期或者宋朝时期，成为闻名于世的杰出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偏居一方的岭南地区，成为北方的人们逃避战乱或政治斗争的主要地区之一。这也为岭南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使得唐朝流人以及被贬官僚士人至岭南后，可以更快适应与发展。

唐代流放之刑以及官僚士人的贬谪，多是至岭南地区，表面上看，其二者皆有一定的"惩处"性质，实际上却是一种"强制性的移民"。不难发现，这种"移民"对发展边疆偏远地区以及维系社会稳定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极大地促进偏远地区的开发与教化。

参考资料：

《唐律疏议》

《史记》

《广东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