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个著名的外号叫做“拗相公”，以至于许多被他新法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在养猪的时候都称呼一声“拗，来食”，此习俗近代时期在江南江西一带仍有保留，只是口音略有改变。

变法自然是艰难的，因为基本上触动的都是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北宋变法有一个先天难以改变的东西，那就是“与士大夫共天下”。

北宋末年，冗官繁多，流民四起，作为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宋神宗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肯得罪人的宰相，直到遇到了王安石和他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奏折中，王安石详细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其思想抱负与神宗皇帝不谋而合。

王安石身负天下三十年大望而拜相，对于当时的宋神宗来说，王安石就是他变法图强的强心针，对于性格有点软弱的宋神宗来说，也只有性格倔强的王安石与他配合才能施展变法。

果然，面对朝廷中的纷纷非议，王安石抛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观点，于朝中又掀起一番波澜。

当时，不仅是朝廷的政策需要改变，读书人的经世学问也需要改变，王安石作为一代大儒自然不会放弃在读书人之间的引导，王安石著书立说创立“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

而且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来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将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一时间的理学宗师程颐、程颢俩兄弟还在总结思想，一代关学大师张载则刚刚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为孔夫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写下新的注解。

可惜新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推行的时候太过片面，没有因地制宜，地方官员也是分面两派，赞成变法的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推行变法，而且变法使皇权下乡，更多的胥吏从中上下其手牟取好处，而不赞成变法的则干脆一点都不施行。

许多投机取巧之人看准王安石的性格，故意钻营到新党阵营中，吕惠卿、曾布等人为王安石的新法大肆鼓吹，而这些人或多或少有道德上的缺陷，他们加大了对新法不支持者的打压，顺其者升官发财逆其者贬谪千里，这也使得新党成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也加剧了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对新法的抵制。

最后，由于天灾导致的人祸引发了王安石的下野，虽然后来也曾短暂复位，但是新法已经渐渐式微了，神宗驾崩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得势，新法被全面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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