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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虽然以宗室亲王的身份，在“宝历宫变”后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皇位，但同样面临着立储的压力。

鉴于他继承大统的特殊性，他在选择、册立储君的问题上也采取了十分谨慎之态度，导致立储之事一拖再拖，相关过程更是一波三折，颇为不顺。

按照唐朝制度，新皇帝在继位以后，即应考虑册立储君的问题。一般来说，皇帝在二三年之内册立储君都属于正常情况，但不宜拖延太久。

1、两立太子

文宗即位不久，就有大臣上疏请求册立文宗长子李永为皇太子，以早定国储。

然而据史书所载，文宗最初的意愿是打算从敬宗诸子中物色储君人选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皇位乃受之于兄长，故在选择继承人时有心予以回报。

敬宗长子李普，母为宝历太后郭氏，宝历元年（825）被封为晋王。李普“生谨敏”“姿性韶悟”，“文宗爱之若己子”，曾经想把他册立为皇太子。

然而，未及宣册，李普却不幸于大和二年（828)六月夭折，年仅5岁，文宗为之悲恸不已，册赠李普为悼怀太子，并且在很长时间里不再提起立储之事。

李普的早天，使文宗不得不打消了将储君之位归还于侄子的念头，重新决定立己出的皇子为储君。

文宗生有二子，长子李永，出于王德妃，次子李宗俭，生母不明，估计为地位低下的宫人。

李永在大和四年（830）被封为鲁王，两年后，李永到了发蒙读书的年龄，文宗以皇子读书事关重大，躬亲顾问，十分注意选拔那些既饱读经史诸书，有真才实学，又品德高尚堪为人师表的贤才来辅导李永。

当时，在李永身边已经有一位王傅(辅导王子的官员），名叫和元亮，他本是小吏出身，没读过什么书，于经史书典更是了无所知，所以在文宗召对时，无法很好地回答文宗的提问，露出了马脚，被文宗毫不客气地解除了职务。

大和六年(832)十月甲子(初五)，文宗决定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又任命王起、陈夷行为侍读，专职负责李永读书之事。至大和七年（833）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

但是，李永的皇太子地位并不稳固，这部分是由于李永年少轻狂，表现不太令人满意；更为要害的是，其储君之位受到了来自后宫的有力挑战。

2、太子为何暴死？

开成二年(837)，给事中韦温担任太子侍读，每天早晨到达东宫，一直到中午才能见到太子。韦温于是规劝太子说“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不宜专事宴安！”

可惜太子年幼，未能听从他的劝告。于是，韦温只好请求辞去其辅导太子的职务，唐文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仍保留本职。

太子李永的生母是王德妃，在文宗即位后逐渐失宠，杨贤妃却长期独宠后宫，又不断向唐文宗进谗言，诬陷王德妃，导致王德妃心情忧郁而死。

杨贤妃又从一己之私利出发，认为在文宗百年之后，皇太子李永继承皇位，于己不利，所以在文宗面前屡进谗言，诋毁中伤皇太子李永。

久而久之，文宗竟在事关国本的重大问题上，似乎也被这种枕边风吹得没了主见，终于提出了要废黜皇太子，理由大概是李永宴游无度，荒废正业，所接近的多是狎邪小人。

其实此时的李永充其量不过十几岁的光景，说到底还是个未脱稚气的少年，放浪贪玩，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这其中杨贤妃的谗毁也起了不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开成三年(838)九月，壬戌（初七），唐文宗在延英殿坐朝，召集宰相以及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和尚书省各司四品以上的郎官，向他们宣布皇太子李永的罪过，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为由，提议废黜太子的封号。

参加讨论的众官员都为皇帝在废立储君问题上如此轻率而吃惊不小，纷纷表示：“太子年少，容有改过。国本至重，岂可轻动！”

御史中丞狄兼暮更是上前谏诤,涕泣交加,伏阙不起，令与会官员十分感动。

曾经兼任过太子侍读一职的给事中韦温也劝说文宗:“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岂独太子之过乎！”

文宗一时语塞，无以作答，只好作罢。次日癸亥(初八)，又有翰林学士和禁军神策军使等相继上表为李永说情，文宗无奈之下才打消了废黜皇太子的念头，下令李永仍返回少阳院居住；又任命宦官张克己、柏常心担任少阳院使，且将如京使（采购官）王少华、判官袁载和及品官、白身（无官职者）、内园小儿（小宦官）、宫女等因太子之事受牵连的数十人流放或判处死刑，以作为废黜太子之议的最后交代。

可是，李永的皇太子地位并未因此而得到巩固，所谓“然太子终不能自白其谗，而行己亦不加修也”。

杨贤妃也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极尽谗毁之能事，不仅她自己在文宗面前对李永日加诬谮，不遗余力，还收买了少阳院中的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人，唆使他们在文宗面前说李永的坏话。

结果，同年十月，庚子(十六日)，皇太子李永暴薨于少阳院，杨贤妃谗毁皇太子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文宗为此追悔莫及，毕竟还是血浓于水，父子亲情，难以割舍。于是下诏追谥李永为庄恪太子。

3、名不正言不顺的太子

庄恪太子李永的暴薨，打乱了文宗的立储步骤，使他不得不再次面对选择继任人的难处。

其后不久，朝中诸臣僚又陆续进言文宗，乞请再次册立皇太子。

而杨贤妃又怀着不可告人之目的，鼓动文宗册立穆宗的第八子、文宗的幼弟安王李溶为皇太弟，因为李溶生母杨氏与杨贤妃出自同一家族。

文宗以此事征询宰相李珏的意见，遭到宰相李珏的坚决反对，并认为皇帝的亲儿子既已死亡，与其册立弟弟为皇太子，不如册立侄子为宜。于是，文宗又再度把目光投向了敬宗诸子。

开成四年(839)十月丙寅（十八日），文宗最后选定了敬宗的第六个儿子陈王李成美作为储君人选。

开成四年(839)十二月十三日，文宗最后一次在延英殿接见文武百官。五年正月初一日，因文宗病情加重，取消了例行的文武百官在正旦日向皇帝的朝贺典礼。

文宗虽然再次确立了储君人选，但李成美的地位同样也是不稳固的，因为文宗在此次立储的过程中，由于主观以及客观方面的原因，产生了不少遗留问题，从往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些问题事实上都构成了威胁到李成美之储君地位的隐患。

其一是未行册礼，名分不足。

唐代立储基本上沿用了秦汉以来的制度，而确立太子名分的关键，则是将其与宗室诸王相区别。正因为如此，立储之举自有一套复杂而又隆重的册封程序。

就唐代的情况而言，要立皇太子，乃需先下制（诏）选立之后再行册命。若从法制礼仪的具体层面上来讲，则至少要有两个必经的步骤：

首先是要公开选定皇位的继承人选（即储君)，这具体表现在当朝皇帝必须在确定好人选以后的某个时间，发布一个名为《立××王为皇太子制（诏）》的官方文告，不过这一制书的法律意义仅仅在于向朝廷通告当朝皇帝要册立某位皇子为储君的意向，但并不代表接受制命的某位皇子已经完全拥有了皇太子的身份。接下来，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当朝的皇帝还会在制（诏）书发布之后，再另外选择一个时间颁布一个名为《册××王为皇太子文》的官方文书，这一册文的法律意义及其所体现的法律效力，从根本上来说，要高于此前所下的制（诏）书，因为这才是正式册立某皇子为储君的必不可少之官方正式文件。

唐朝册立太子，礼仪隆重，天子临轩册命，太子当至殿受册，礼毕后还要大赦天下。由于有司备礼册命要另择吉日且需一定的时间做准备，故选立太子与行册命之礼往往不同时，而会有一定的时间作为间隔，这在文宗以前册立储君的先例中基本上都是如此。

此外，根据先行发布的制（诏）书内容之未尾所言，对于册立储君的日期（也就是册文颁布的日期)，都有明确强调“宜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的语句。之所以要如此，就是为了隆重其事。

以此观照文宗的第二次立储过程，可知文宗虽然于开成四年(839)十月颁下制书选立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但不久就因为感情受到刺激而卧病不起，而且越来越严重，根本就无法再为新选立的储君人选举行册礼，即所谓“每念重难,不行册命”。

故而这一关键的步骤就不得不一拖再拖，以致不了了之，最终迫使文宗只能想出托孤之举来应对残局，结果恰好就在“典册未具而帝崩”的情况下，被仇士良等权宦钻了空子，遂成其奸。

其二是建储短促，难树威信。

李成美的储位之所以很轻易就被废掉，还受到了另外一个客观因素的影响，那就是文宗再次立储的时间过于短促，以至于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树立起一定的威信，这必然会导致新的储君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

从开成三年(838)十月庚子(十六日)李永突然去世，到开成四年（839）十月丙寅（十八日）文宗再立李成美为皇太子，其中间隔不过一年，可以说，文宗再次立储的决定来得非常仓促。

更为要害的是，从文宗下制书选立李成美为储君开始，到开成五年(840)初文宗驾崩为止这一段时间，居然也只有短短两个月多一点。

试问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李成美又怎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建立威望以争取支持呢？

4、唐文宗有儿子为何要立侄子？

庄恪太子李永死后，文宗尚有一子宗俭，为什么开成四年立侄陈王为太子，自己亲生的儿子，反不使其缵承大宝呢？

依当时的政治形势推测，李成美之所以能够越次而立，当是文宗的刻意为之，其本意仍在于巩固皇权，而此举也与开成年间的中枢政局有着密切联系。

自“甘露之变”以后，一度出现了“开成中，王室寝卑，政由阉寺”的局面，宦官集团中以仇士良、鱼弘志为首的神策中尉势力甚至还曾有过阴谋废黜文宗之皇位的企图。

但是，有废必有立，如果真的废黜了文宗的皇位，那么必然会面临一个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

对文宗来说，由于仇士良等人很可能怀有废黜自己而拥立太子李永登基的企图，那么太子的存在本身对于现行皇权来说，则无异于成了一种隐患，甚至是一种无形的威胁。

何况皇太子李永也曾经是“天下属心”的储君人选，同时又已经获得众多朝臣的普遍支持，文宗对此未必就真的感到高兴，由此而心生芥蒂亦在所难免。

就皇太子李永而言，虽然他自己与仇士良等人勾结起来沆瀣一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不管事实如何，也不管他是否愿意，他本人从此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被现行皇权（文宗）所猜忌的对象，这一切对于皇太子李永而言，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开成三年(838)文宗打算废黜李永的太子之位时，据旧史所言，其原因在于太子之母王德妃宠衰；又言太子李永不能自我克制、寻欢作乐、宴饮无度、轻信群小，甚至在议废之举未遂后，“太子终不悛改”；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是文宗受到其宠妃杨贤妃之“枕边风”的影响，惑于谗言才动了废储的念头，等等。

其实上述这一切恐怕都不过是表面现象。

事实上，王德妃早在议废太子一事之前就已经辞世，即所谓“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为杨贤妃所谮而死”，因此有关她失宠的说法应当属实，但她之所以失宠，其原因未必是什么年老色衰，很可能是受到其子李永的艰难处境所累。

皇太子李永之所以表现失仪，一方面可能是其内心深处痛苦、郁闷心态之宣泄，毕竟此时李永年岁不大，性格尚未十分成熟,有此行为并不奇怪；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是李永在感受到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之时，故作失态，以减轻来自皇权的猜疑。

至于杨贤妃之所以能够成功谗毁李永，以至其“暴薨”，其原因当亦不在于她对文宗有什么“专房之宠”，而应该是利用了文宗猜忌皇太子的心态，再加上皇太子此时恰好又有一些不良表现，才会让杨贤妃的谗言能够得逞。

皇太子李永的死自然给文宗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毕竟是骨肉亲情，血浓于水。但同时给文宗提了个醒，那就是如果自己再立太子，就不应该再策立一位可能拥有比较强势影响力的皇子做太子，倘若这样做的话，难保这位未来的储君不会成为第二个李永。

既然文宗不希望让庄恪太子的悲剧重演，才会在再次立储之时，没有继续坚持“推长而立”的原则，既不考虑选立自己的次子李宗俭(他已经是文宗唯一健在之子)，也放弃了策立敬宗的次子梁王李休复(敬宗尚存诸子中最年长者)，毕竟在他们之中，不管是哪一位成为未来的储君，都仍然会对文宗的皇位带来颇大的威胁，尤其是梁王李休复作为敬宗的亲子，比起文宗本人更有资格继承皇位。

结果是，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以后，文宗最终选定了敬宗的幼子陈王李成美，这位原本是最没有资格成为储君的皇子为皇位的继承人。

可惜的是，尽管文宗机关算尽，却没有预料到在皇权之权威尚未完全恢复，神策中尉势力依然专横的形势下，策立这样一位缺乏权力基础以及不合礼制的皇子为储君，势必会令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变得相当脆弱。以至于在文宗弥留之际，以仇士良为首的权宦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废黜李成美的太子名分而另行拥立新君。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5、文宗托孤的失败

弥留之际的唐文宗大概也预感到，一旦自己病重厌世，则事态的演变恐怕会进一步恶化。出于未雨绸缪起见，文宗在弥留之际也开始考虑安排其身后之事，尤其是如何确保储君地位尚不稳固的李成美在将来怎样顺利接管皇权之问题。

为此，熟读经史的文宗试图仿效古人“白帝托孤”之先例，在临终之时将李成美托付于少数几位自己甚为倚重的近密心腹和亲信大臣。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日，文宗已经处于弥留之际，遂密诏其所宠信的宦官——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偕宰相李珏、杨嗣复入宫，打算由两位宰相出面辅佐还未来得及宣册的准皇太子李成美监国，处理军国大政。然而，文宗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因为在文宗的病情不断加重的同时，宦官集团中把持着皇帝禁军神策军之统帅权的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也在暗中加紧策划，阴谋改变既定的皇位传承之格局。

李成美之所以被确立为皇太子，少不了宰相李珏和两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在从中出力。如果李成美一旦真的即位当上皇帝，肯定只会感激李珏、刘弘逸、薛季棱诸人的拥立之恩，曾与文宗生前有过冲突的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将不免受到冷落，甚至可能再次遭到打击。

这在当时朝廷官僚不同政治集团以及宦官集团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争夺趋于白热化的形势下，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

仇士良、鱼弘志便决心以他们手中掌握的神策军为后盾，力图使文宗身后的皇位传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这方面转变。所以，尽管遭到了宰相李珏的抵制，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所掌神策军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坚持要更换太子。

缺乏兵权的宰相和枢密使则显得无能为力。随后，仇士良等人便假传文宗的圣旨，矫诏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所有国家军政大事，都由他全权裁决。又强调皇太子李成美年龄还小，不能离开老师的教导，仍复封陈王。

经过仇士良等人此番导演，李瀍完成了从宗室诸王向皇太弟的转变，并且具有了合法继承皇位的份，也使两神策中尉拥有了在李瀍即位后获得拥戴之功的荣耀。而李瀍也就是后来的唐武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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