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1年，也就是万历十九年，申时行在首辅任上兢兢业业的当了八年泥瓦匠，面对“册立太子风波”，他在万历皇帝和朝臣中间再也无法继续和稀泥，所以只得请辞，脚底抹油直接开溜回乡了。

而排在他后面的许国和王锡爵两人，一看形势不对，也以种种理由选择了养老。于是，排在第四的阁臣王家屏就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三十九位内阁首辅。

王家屏（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山西山阴县河阳堡（今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人，祖籍在山西太原。他担任阁魁的时间并不长，仅仅半年左右，但却以耿直而著称，迄今都在雁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1535年，王家屏出生在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祖上世代读书为官，传至其父这一辈时家道中落，只能且耕且读。即便如此，王家也尽力创造条件让他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很早就进入私塾读书。

童年时期的王家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分，不仅才思敏捷，而且记力惊人，几乎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有鉴于此，王家更加重视他的学业，寄希望于他能够重新光耀门楣，振兴祖业。

通过了一次次的进阶考试，王家屏终于在隆庆元年取得了会试二甲第二名的成绩，获准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开始在此排队等候叫号。期间，他参与了《世宗实录》的编撰工作，算是自己的第一份具体差事。

当时，首辅高拱仗着明穆宗的倚重，在朝中豪横无比。其兄高捷曾在担任御史时，向严嵩的党羽赵文华行贿徇私，这一不光彩的劣迹被记入了史书。

高拱的祖籍也是山西，算得上是王家屏的老乡。如果换作他人，一定会以老乡之名借机攀附高拱高首辅，换取他的提携。况且，现今自己正担任《世宗实录》的执笔编撰工作，完全可以将高捷的劣迹轻轻一笔带过，或者进行适当的掩饰。据《明史·王家屏传》记载:

高拱兄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屏直书之，时拱方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

但是，王家屏却坚持事实，不愿意向权贵妥协。甚至于，在高拱的多次暗示下，他依然严词拒绝，还声称这是自己记史的职责所在，彻底得罪了高首辅，一直将他压在翰林院中担任闲职。

一直到了高拱被张居正和冯保联手赶出了内阁，王家屏才终于晋升为侍讲官。虽然说，这还是一个闲职，但他却干得特别卖力，也特别认真，史料形容他当时的状态是“随事开陈，风采轩朗”。

由于王家屏有别于当时普遍流于形式的朝讲，他的授课内容严谨详实，终于引起了万历皇帝和首辅张居正的关注。在小万历为数众多的老师当中，他唯独对王老师一人不吝赞誉。据《明史·王家屏传》记载:

万历初，进修撰，充日讲官。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称为端士。

1577年时，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世，满朝文武皆去祭拜和慰问，借机表达自己对张首辅的关切和支持，拉近私人关系。唯独王家屏，他以自己与张居正并无私交为由，拒绝前往张府去拍马屁，体现出了一个文人的气节。

因此，在高拱当政时坐冷板凳，轮到张居正当政，王家屏还是继续坐冷板凳。对此，他倒是显得非常豁达，眼见一个个后生晚辈都得到晋升，他却显得不急不躁。

1582年，张居

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刚刚起步，他就突然过世了。张四维继任内阁首辅后，不断怂恿万历皇帝展开反攻倒算，而群臣们也开始发泄被压抑许久的怨气，倒张的声浪一日胜过一日。

按理说，王家屏被张居正闲置许久，应该满腹牢骚才对。但是，他却没有落井下石，随大流去张居正，反而秉持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评价张居正的历史功过。

1583年，王家屏调任了詹事府任职，继续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期间，他因为学问精深而又教学严谨，加之曾被张居正长期打压，终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赏识。很快，王家屏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后又改任吏部左侍郎。

申时行接任首辅后，明朝内阁已经严重缺编，万历皇帝只好公开招聘。于是，继余有丁、许国和王锡爵之后，王家屏也终于入阁参预机务了。

入阁后，王家屏和几名阁臣相处得还可以，大家协力辅佐首辅申时行。不过，他对于万历皇帝的怠政却显得尤为不能容忍，自己的牛脾气又上来了，为此屡屡上疏劝谏:

未有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见者也。

可是，对于王家屏的奏疏，万历却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为所动，坚决不搭茬。王家屏在无奈之下，只得增加奏疏的份量，声言自己既为阁臣却无法劝谏君上理政，自求被罢职。万历没办法，只得以忠君爱国之名嘉奖了王家屏，但是依然不上朝。

因为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身份低微且貌丑，万历从来都不喜欢这个儿子。于是，他想册立幼子朱常洵为太子，但《皇明祖训》有明确规定，要求“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而且并无过错，因此朝臣屡屡上疏奏请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这场“立储风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前任首辅申时行就是因为无法再继续周旋于万历和朝臣之间而辞职避祸的。他走后，许国和王锡爵也都纷纷选择离职，王家屏就这样成了大明的新任首辅。

成为首辅后，王家屏的秉性丝毫未变，还是那样的倔强和方正，那样的无所畏惧。他所面临的头等大事，依然还是皇太子的册立问题，尽管很难，很难！但王家屏却认为这是大明首辅的职责所在，当然不能推托，也不能和稀泥，否则他就不叫王家屏，而叫申时行了。

上任没多久，王家屏就以大无畏的勇气，扛着炸药包上去了，当着万历皇帝的面进谏:

践大信，以塞口语，以消宫闱。

结果，万历皇帝延续他一贯的作风，那就是坚决不表态，任凭你口吐莲花，我就是不答应，看你能咋滴。于是，朝臣们在王家屏的率领下，开启了连续劝谏的模式。

期间，礼部给事中李献可因为言辞太过激烈，在“国本”问题上触怒了朱皇帝，被御笔朱批降职外放。为了搭救李献可，也为了维护大明的言官制度，王家屏非常霸气的“封还”了皇帝的御批，要求重新定罪。

万历皇帝气得脸都绿了，可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大明的祖制，首辅拥有封驳之权。不过，他还是对王家屏非常恼火，当即痛骂道:

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

此刻，王家屏终于体会到了前任申时行的难处。一边是顽固不化的言官们，一边是誓不妥协的万历皇帝，他作为首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半年后，王家屏也步了申时行的后尘，跟万历皇帝辞职了。不就是立太子吗？你爱立不立，我还就不管了，就这样，王家屏被万历皇帝气跑了。但是辞职归乡后，他仍然关心国家的时局，心系百姓的安危福祉。

由于倭寇的肆虐，朝鲜只得向宗主国明朝求援。蓟辽总督顾养谦采取了积极介入的姿态，王家屏出于明朝的利益考虑，建议顾养谦讲究政治策略，以威慑为主，不要太过于主动介入朝鲜事务，以防将明朝拖入战争的泥潭中。

笔者个人认为，这虽然有些缺乏道义，但当时的明朝国力已经日暮西山，的确没有足够的实力陷入长期的对外战争。

可惜，他的忠言显然没有引起顾养谦和万历皇帝的重视。明廷采取了强硬手段，将国家拖入到了长期的战争中，直接造成了后金政权的迅速崛起，最终入关取代了明朝政权。

1600年，在历经了无数的艰辛万苦后，朱常洛终于被勉强册立为太子。

当时正在崛起的东林党人，对于王家屏之前的豪横耿直颇为推崇，开始联名举荐他重新复起。但是！万历皇帝对这位耿直不阿的首辅颇为忌惮，甚至还心存怨恨，因此坚决不同意再起用他。

1603年，王家屏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据《明史·王家屏传》记载:

制行端严，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

万历皇帝闻讯，照例还得表演一番，在悲恸之下追赠其少保衔，赐谥号“文端”，还在山阴桑干河畔为他敕造了一座坟墓，以彰显其历史功绩。

担任阁臣期间，王家屏曾在一份劝谏奏折中这样写道:

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

但是，在无比昏庸但却自作聪明的万历面前，王家屏愿作“尧舜之臣”的美好愿景终于破灭。他公忠体国，品行高洁，耿直无畏，但只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朝廷，归乡闲居，令人唏嘘不已。

而大明帝国，也在万历帝的霍霍下冲向了灭亡。难怪，大清重臣张廷玉会在《明史·神宗本纪》中总结:

明实亡于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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