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初即位，就着手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是后来修建起来的通济渠的终点，也就是山东、江淮粮运的集中地。因此如果把它作为陪都，以后倘遇关中饥荒，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可由关中迁移到洛阳来，减少关中粮食紧张的压力，这是比较适宜的。

所以炀帝就在即位以后的第四个月—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下令以洛阳为东都；并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回洛等仓，储积粮米，作为荒年的准备粮。营建洛阳为东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意义。有人问既然关中粮食那么困难，为什么隋王朝和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不干脆地迁都洛阳呢？这是因为隋和唐前期，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掌握隋及唐前期中央统治权力的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

先从均田、府兵来讲，山东、河北一带，自魏、齐以来就是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国家掌握的土地足以供均田授予的就不多，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均田，是有名无实的；长江以南，在陈亡之后，也缺乏隋王朝推行均田制的历史记载。同时，上述地区，也不是府兵兵源所在地，如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江南道到唐代也只有两个折冲府，可见政府只要求在那些地区的小农能够承担国家的田租、丁调、力役等等剥削，也就没有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推广府兵制的必要了。

可是关陇和河东等地区却大大不然，这些地区，地主经济比起山东、河北来，是不算发展的(长安附近除外),因此均田制能够相对地稳固住。《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全国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时六百三十四),而关中折冲府二百七十三，陇右折冲府二十九，河东折冲府一百四十三处合算起来，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

唐王朝的府兵兵源分布地区，是继承隋王朝的布局而来的，从而推知隋王朝的府兵兵源地也主要在关陇与河东。既然均田、府兵的重心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那么，立足在这均田、府兵基础上的隋和唐前期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也必然把大本营安置在关中，无论隋王朝或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都不可能放弃它们的根据地而迁都。

所以隋、唐两朝虽然营建洛阳为东都，而政治中心、军事重心，还是在关中。综上所述，炀帝的营建洛阳为东都，是适应当时情势的，并不能算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