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病逝后，乾隆悲痛自不待言，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居然还要求全国臣民也得像他一样悲痛才行！

譬如对那些没有奏请来京祭奠的旗人官员，乾隆也十分不满，其表示：

旗员沐恩深重，较汉臣应更为亲近，“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

即或以外廷不敢预宫闱之事，而思及朕躬当此事故，亦应奏请来京请安，庶君臣之谊，不致漠不相关也。”

由此，那些不曾奏请赴京的旗籍总督、将军、都统、总兵均各降两级，或销去军功记录。

在此旨意下，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旗人文武大员均受到惩处。

说老实话，乾隆这次大搞惩罚是有些冤枉人的，毕竟各外省官员各有职守，不可能都去京城哭奠，而所谓奏请赴京叩谒皇后梓宫也不过是表面文章。

但是，乾隆要的就是这种表态，谁要是不表示一下，那就是大不敬，太不把自己的哀痛当回事了。

事实上，这种惩罚还是轻的，因为乾隆当时真是有些神经错乱，如小说家、学者高阳所指出的：

“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意而为。”

举个例子，在此前十三年中，被杀的一品大员只有乾隆六年（1741年）因被人揭发贪污的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

当时，乾隆还有些惋惜，说自己为此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水弱之病，朕实蹈之”，其下旨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

但到乾隆十三年后，一向号称“宽大”的乾隆一口气处分了上百名高官，可谓诛连甚众。

除皇后之死外，当时金川战事的不利也让乾隆心烦意乱，以致前线将帅多有被杀被贬。

如乾隆初年最得重用的讷亲，其本为贵戚勋旧（其姑姑为康熙皇后钮祜禄氏），后来金川兵事陷于胶着之时，讷亲被派往四川督师。

倒霉的是，他刚到前线就遇上大败，结果被乾隆罪以畏葸贻误，乾隆十四年正月被军前正法。

至于另一位前线主将、川陕总督张广泗，他之前因平定苗疆有功而深得乾隆信任，这次也因为失误军机而被处死，而且还比讷亲早一个月。

张广泗被杀前，乾隆在南海瀛台亲自审讯，这位久经沙场、杀人不眨眼的前军主将战战兢兢地说了这样一句：“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

乾隆听后，大发感慨，说：

“朕闻之，深当抱愧。朕临御天下十三年，本想与大小臣工共臻宽和之治，而结果事与愿违，大臣轻慢，民风浇漓。正如古人所言，‘水懦民玩’，朕当以为深戒！”

乾隆显然不愿被人认为是懦弱可欺的庸主，其在即位之初即警告官僚集团不要引发他的雷霆之怒：

“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

表面上看，皇后之死引发的“丧葬风波”是乾隆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乾隆在极度悲痛中无法自己而不加节制地释放内心的狂暴和仇恨，由此造成了各种人伦悲剧和官场风暴。

但由表及里，抛开现象看本质的话，风暴的背后其实是乾隆对朝廷内外官僚集团整体的、长期的不满，他之前就计划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大小官员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

这股子怒气，乾隆已是压抑多年，这次算是来了个总暴发。

乾隆十三年（1748年）无疑是乾隆执政风格的转折之年。

在“彬彬有礼”的面纱被撕去后，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也有最初的“以礼相待”变为颐指气使甚至任意挫辱，诛杀和折磨大臣，也日渐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

了解更多，可参看金满楼：《

皇城秘史：乾隆和他的妃子们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