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比如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