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王安石开启变法之后，随之而来也的党争也开始加剧，在王安石的新党内部有很多来自南方的势力，特别是“闽南帮”势力，而作为闽南帮势力中执政时间最长的章惇则是王安石变法最为忠实的拥趸，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回说，章惇就是王安石的“脑残粉”。

当然章惇并不脑残，相反还特别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智慧和头脑。甚至在哲宗朝后期到徽宗初期，权倾朝野，成为新党改革的先驱，不过正是这样一位治世的能臣，在历史的评述中却是被贬城了大奸之人。

历史上的章惇忠奸如何？就让雨田通过章惇的宦海生涯，客观的来评述一下吧。

铁腕治理地方

和同为改革大臣的曾布一样，章惇也是嘉佑年间的进士，他们这一批从嘉佑年间崛起的少壮改革派在后续的变法中成为了改革的主力，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和他一起高中的还有来自的成都的大文豪苏轼。这些进士多数都有一腔热血，看到仁宗末期以来的国家困状，纷纷拜于当时宰相王安石的麾下，想通过与改革，实现大宋的中兴。

在王安石执政的熙宁元年到熙宁七年，这七年时间。风头最劲的当属吕惠卿和曾布，两人的“市易法”、“青苗法”和“免役法”被称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而此时的章惇，更多的是到地方上监督这些改革执行的效果，开始在全国巡回监察。和中枢的曾吕二人打配合。熙宁四年，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到了七月又去了邠州等地。

熙宁五年被派去经制荆湖北路，而在荆湖路的任期上的“政绩”让他有足以进入中枢的政绩。

荆湖路，其实就相当于想在的湖北西面和四川靠近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民风彪悍，不服管教的野蛮之地。《宋史》记载“

咸平初，（秦羲）制置荆湖路。江南群盗久为民患，羲讨捕皆尽……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穊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

章惇到荆湖路上任开始这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矛盾就不断激化，长期以来的“羁縻州（自治州）政策，让这里的蛮人就已经开始有自治的想法。而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派来说，作为一场全面的改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青苗和免疫法”受阻，军事上的改革，虽然是以西北为试点单位，但短期内很难见成效。正好熙宁五年蛮人想要自立，如果可以镇压这场叛乱并将这些地方汉化收归中枢，自然能有效的支援朝堂上僵持不下的新老党争。

章惇也是不复厚望，在针对土蛮的问题上，依靠着“重安抚，轻围剿”的战略，很快就得到了亲宋朝的土蛮苏家支持，纷纷归附。并且还镇压了田元猛的叛乱。对于归化的蛮人，章惇给他们分田地，使他们和中原的百姓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剿平蛮人的过程中，章惇也是存在用人不当的情况，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惇募流人李资、张竑等往招之，资、竑淫于夷妇，为酋所杀，遂致攻讨，由是两江扇动

而且在和当地政官员的相处中也是的矛盾激化，章惇和当地官员蔡烨的矛盾也呈现公开化，宋神宗选择支持了蔡烨。有意思的是《宋史》上说章惇有侠义之风，这种侠气也体现在脾气上，不甘在仅荆湖路被架空的章惇果断选择了出三路大军，镇压田元猛的叛乱。

这种暴脾气和杀伐之气也是新党之中少有的这也符合之前的好朋友苏轼对他的评价“——"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不过因为神宗支持蔡烨，章惇不得不被王安石调回京城。

在调离荆湖路的时候，章惇经略期间的政绩效果同样很明显，一方面通过镇压土蛮让深受青苗法和吕惠卿曾布反叛的王安石得以拿出改革效果，喘了口气。而另一方面也是提升了当地生产力，让荆湖路各地“不足千户”变成了“酒楼沿江数万家”的繁荣景象，进一步加深了荆襄西面的汉化，为朝廷戍边有功。

而熙宁七年，回到中枢的章惇则是显得有些落魄，王安石虽然将他提升判军器监，但是因为吕惠卿的倒戈王安石被迫出走江宁。由吕惠卿和蔡确等人作为新党领袖，章惇在新党内部一直被压。

不过上天还是眷顾他，宋神宗的一次阅兵上，阅兵楼突然着火，艺高人胆大的章惇又一次站了出来，将火扑灭。事后，章惇被封为三司使，相当于掌管全国财政的宰相。

新党领袖

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吕惠卿被贬地方之后，章惇和蔡确实际上已经新党领袖，虽然王珪还挂着首相的名义，但并不管事，真正事项变法的是章惇和蔡确。章惇在执政期间大肆任用新党人物，继续王安石在变法。通过“元丰改革”又重新确定了新党的地位。

宋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和太后组成的元祐更化，开始重新掌握朝政的话语权，而新党这边在司马光等人上台后，也发生内控，蔡确率先反水投诚元祐党（讽刺的是蔡确的反水却被旧党嬉笑，最终被贬地方）。真正维持新党在朝堂上和元祐党对垒的人则只剩章惇。针对司马光等人的杠精反对“保甲法和免疫法”，章惇据理力争。

如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若役法则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

甚至脾气火爆和执拗的他，当朝和司马光、吕公著、苏辙等人当堂对骂，最后被偏元祐党的宣仁太后赶出中枢，到汝州任职，似乎元祐党觉得章惇还不够惨，在元祐党党争的七八年中又通过罪名将他贬到了岭南。

其实在新党势力最为薄弱的元祐年间，臭脾气的章惇敢于反驳旧党，正是他对于自己政治抱负的坚持，和对王安石政治理念的最大继承。就连理学大家朱熹也对他大加赞赏“虽然章惇和司马光相争，章惇傲慢无礼，但章惇前后所说的确实是很符合当时的朝政，众旧党看司马光不能力敌，只能群而攻之”。而且司马光等人在反对“免疫法”而推出的差役法，受到了众多人民众和仕人的反对。这也从侧面揭示了变法的伟大。

宋哲宗成年后，虽然司马光已经去世，但在朝堂上很多守旧派大臣都是选择越过皇帝和太后商议国政。在仁宣太后死后，宋哲宗终于摆脱束缚，为打破守旧派大臣制约，宋哲宗决心恢复自己父亲在位期间所执行的新法，而流亡岭南的章惇，顺理成章的回到了京城，重新改革！

和宋哲宗一样，章惇作为真正的首辅实行改革仅为七年的时间，但这七年的改革却也是让大宋看到过短暂的曙光。在改革上章惇大刀阔斧的对元祐党人的法令进行推翻，又重新恢复了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法令，任用蔡卞和安惇等人，并在圣绍元年恢复了免疫法。而且除了积极恢复神宗时期的法令。史书记载

“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

章惇除了遵循王安石的改革，还在对外上积极拓边，宋哲宗对西夏取压倒性的战果，很多都是拜章惇的兵制改革和对西夏政策所致。甚至在宋哲宗去世后的立储问题上，章惇还是很有远见的对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进行评价，一针见血的指出宋徽宗的德行，不足以成为一国之君。因而受到了曾布和太后等”立端王“党人的排挤，最后被贬到了岭南，郁郁而终。而事后宋徽宗的作为也证明了其确实是难堪大用，那么这样一位王安石的狂热粉丝，一心为了立法的治世能臣，为何却被后世说成是奸臣呢？

章惇为何被评为奸臣

其实章惇被脱脱评为奸臣，除了和王安石一样是新党后期的党魁，而新党人物多数一直被遵循南宋历史的《宋史》评为奸臣，更不要说执拗的章惇了。不过除了政治立场之外，他被评为奸臣更多的是他的行事风格和个人的人品的缺陷上。

在行事风格上，“雷厉风行”是对他的一个最直接的概述，因为激进派的少壮新党出身，加上本身就是睚眦必较的性格，让他一直饱受争议，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对苏轼的态度上，章惇和苏轼是好友，本身还好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章惇在政治立场上与反对派的苏轼不一致，这样偏执的性格让他和苏轼越走越远，甚至在哲宗期间多次将苏轼贬到岭南和海南地区。可见在章惇的眼里政治立场不同，就算是好朋友也没得商量。

二是在家人的问题上，章惇大公无私，而且很爱惜自己的羽翼，对于家人不徇私枉法，这样的作风让他和家人的关系冷漠起来，这在古人以“孝”治国的国策中是很费解的。史书记载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

所以在章惇死后，家人立马开始瓜分财产而大打出手，甚至章惇因为没人管，被老鼠咬掉一根手指头。可见章惇在维系家人关系上是多么的差劲。

人品问题也是他被人多不齿。这体现他对于反对派和皇室问题上，

当圣绍改革之后，章惇因为被司马光贬而怀恨在心，一心想到打击报复，在他主政期间，多次建议哲宗将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鞭尸，这种打击报复的心理，就连这种哲宗都很感到诧异。

除了对反对派打击报复，章惇还多次将手伸到内宫这种，主张让哲宗废掉扶持元祐党人的皇后，选择立之处新党的贵妃。同时对于之前支持元祐党的“仁宣太后”进行声讨（人家都死了还不放过）。

他的这种心理以至于哲宗在对他失去信任后说出了“章惇坏我名节”

虽说他在人格和形式作风上狠毒和乖张，但就在新政的实施立场上，也不失为一代名相，虽然不至于完美无缺，和王安石等君子媲美，但将他列为奸臣，确实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宋史》

《章惇论》（李喻刚）

《章惇与王安石变法》（翁国珍）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章惇形象》（陈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