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重要宦官，这样的状况对明朝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崇祯对于宦官的任用和控制，还有另外一种手段，即为是间或将任用在外的宦官突然大规模地予以撤回，“以明驾驭之在我”,使之不致气焰过于嚣张。他之大规模地撤回任用在外的宦官共有两次：一次在祟祯七年(1634年),这年六月撤回了总理、监视各道太监，其撤退令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论，己巳(崇祯二年)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亦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张彝宪与漕竣即回监供职。惟关、宁密迩外境，高起潜兼监两镇，暨(京营)内臣提督如故。”这个撤退令没有谈及作出这一决定的真正目的，但他重用宦官与不信任百官的关系，却从中暴露无遗。
因为明思宗之撤回宦官，仅是他控制、防范宦官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他要放弃重用宦官的方针，因而撤回后还要重新派出。崇祯九年(1636年)秋，借口清兵(即后金兵，时后金已改国号为清，详后)进犯内地，明思宗首先“命太监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门关，崔良用守固关”。接着，命太监“邓希诏监视中、西二协，杜勋监视东协”。后来，“又命太监卢维宁总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军务，兼理漕运河道”。从此，太监监视又大量出现。明思宗第二次撤回任用在外的宦官，开始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其对宦官干政的限制要比上一次广泛得多。崇祯十三年三月的“撤回各镇内臣诏”规定：“将总监高起潜、陈贵、马云程、卢维宁，分守边永清、许进忠、谢文举、魏邦典、牛文炳、武进、陈镇夷、崔进、杨显名，俱撤回京另用……凡边务都着督抚镇道一意肩承。”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明思宗更下令“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他又决定“罢提督京营内臣。此后，宦官的再度派出，最晚不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秋。同年的七月，太监王承恩被派遣提督勇卫营；同年冬，太监方正化受命“总监保定军务”。此后，宦官的派出，一直没有中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朝的北京政权覆灭前夕，达到更为广泛的程度。
综上所述，明思宗虽然有间或撤回在外任职太监之举，但其在位期间，从总体上看，太监是受到重用的。这种状况对当时的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按之当时的实际，其影响可以说是甚为消极，这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引起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文官武将与宦官的冲突，当时时常发生。如当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时，“建专署，檄诸曹谒见，礼视堂官”。工部主事金铉耻不肯为，“再疏争”,明思宗不听；“乃约两部诸僚：私谒者众唾其面”。张彝宪得知，甚为恼火，即寻找事端，对之加以弹劾，金铉因之“落职”而去。
第二，严重影响了文官武将的积极性。《烈皇小识》所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明思宗为了铸钱，把内库的许多铜器发到宝源局，其中有的是三代及宣德年间的文物，“制造精巧绝伦”。一些商人听到消息，提出以铜二千斤交换一千斤铜器，以使这些文物免遭“毁弃”。但负责此事的主事某却不肯答应，说：“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继续交涉：“宣铜下炉，尚存其质；至三代间物，则质清轻之极，下炉后，唯有青烟一缕尔。此则谁认其咎？”主事某仍不答应，说：“圣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圣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共同验视，罪不在我。”
于是，这批古器最终“毁弃殆尽”。商人所讲的话，未必全部正确，但他们的主张却无疑是正确的，对封建国家及商人都有利益。而那个主事虽然明白这一点，却不负责任地拒绝了商人的主张，置封建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生事致疑，说不定会大祸临头，而稀里糊涂地执行命令，出了差错，可有皇帝信任的“监督内官”承担责任。明思宗重用宦官严重影响外廷官吏积极性的情形，在此不是表现得一清二楚吗！
第三，败坏了军政事务。宦官多半缺乏必要的修养和教育旦奉派而出，大权在手，便往往肆意妄为，这对军政事务的危害非常严重。当时就有人说过：“若辈多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妄自尊大，故天下事日坏。”崇祯十一年(1638年),真定巡按李模曾上“监臣贪肆非常”一疏，揭露真定分守太监陈镇夷“贪婪暴虐”,败坏政务的情况，为后人了解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据这个奏疏说：陈镇夷上任时，“旧知识郭名扬先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因而“一到任，即(将郭名扬)题充旗鼓，关通赂贿，倚为腹心”。“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乃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领兵上关，每名该行粮升半，正(止)给一升。草每束折银四分入已，马多饿倒，以致兵士愤恨。槐树铺逃去马兵三百余名镇城又逃去二百名，佯付不知，支粮如旧”。“令郭旗鼓向每营将官索要(献馈)三千两”。“火功(攻)营将王震仲素负气骨，不肯应承”,“即终日提营中官役呵责”。
王震仲无奈，“央郭旗鼓解说，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匹，马二匹，骡头，尚嫌不足”。对待地方官，则“箕踞漫骂，稍不遂意，开口提参。逼致生日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段等件，充斥衙署”。其实，当时派出的宦官，“在在播恶，不独一陈镇夷”。只是“他处抚按不敢直陈”,惟有李模“能据实入告”而已。《明史》在叙及这时的太监监军时曾评论说：“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这段话，可说是对明思宗重用宣官之恶果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