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最早自立门户独立于广义的学术范围当属西汉时期。尽管西汉时期经学盛行，成为一代国学，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汉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打破了传统学术的禁锢，形成自己独特的体裁风格和特点，成为中国“文学自觉”的载体。而西汉时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专业文人群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成为“文学自觉”的基础。西汉时期对文学在理论上进行认识和审美独立性的追求，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西汉时期的文学本身就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家游离在对艺术创作的想象与现实之中，既有对现实世界的歌颂和肯定，又表现出对未知的、充满诱惑的神仙世界的向往，期望能够分享未知领域的快乐。

这一时期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描绘出一些生气勃勃的人类与神仙相伴、共同游乐的景象，在这种想象的沟通之下，现实世界似乎也变得生灵活现，充满朝气，令人向往。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西汉民间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作家的作品都显现出一派繁华盛世、欣欣向荣的富丽景象。民间文学和专业文人的创作无为补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对汉代文学的长远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不可不提的是两汉时期官方采用的采诗制度。大量的民间五言歌谣被收录到乐府之中，成为乐府歌辞，为宫廷文学的创作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新的诗歌样式，而这种新创作的诗歌样式吸引了大批文人的关注，促使这些文人群体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进行模仿并形成一种新的风尚，由此便在文人群体中流行起了这种五言诗的创作。

因此，现今流传下来的汉乐府的诗中也保留了许多文学家创作的作品。在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之下，民间的五言诗也在文人五言诗的作用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

西汉文学群体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最昌盛的时期之一。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前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大汉王朝国力强盛、社会进步，为汉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鉴于历史的前车之鉴，汉代的统治者们为了避免“强秦速亡”的局面重蹈覆辙，励精图治，认真反思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在文化政策上采取较为宽松的统治方法，颁布了一系列便于文学发展进步的有利措施，使得汉代作家的文学情操和素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文学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再加上西汉王朝前期的统治者多好辞赋，破格提拔了一批有文采的文人入仕，鼓励了士人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一个文学氛围良好的环境下，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价值取向、审美特性、文学体裁等诸多方面有了诸多创新之处，为后世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典型和模范。

在各种条件都较为有利的大环境之下，西汉王朝自然就具备了生成作家群体的条件。从历史背景来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地作家，为作家群体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国时期产生的这一批视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寄托的文人无疑为汉代作家群体的大量涌现树立了标尺，而文坛特别是在经历了整个秦王朝以及汉代初期的静默的沉淀，终于在文景帝时期逐渐苏醒并日益蓬勃，伴随着“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

作家群体在这一时期再次生成，并且在时间的打磨中逐渐壮大、生生不息最后呈现人才辈出的景象。作家群体的生成不是一气呵成的，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并且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各种有利前提条件的支持。西汉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为文学作家群体的这种连续性的生成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为文人群体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

西汉时期的士人喜爱阅读，且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逐渐养成了解读并进行辞赋创作的社会风气，这对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非常有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独尊儒术”的国策让儒学扬眉吐气，促使以尊崇儒家经典为主导的经学盛行于世，许多读书人在解读经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提高了自己的文学水平和文学修养，逐渐走上了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

汉代在录用人才上面采用察举制的方法，推举了一批有文采的文学之士做官，这为文学群体的生成创造了许多机遇。尽管以文采录士的用人制度在整个汉王朝的选官制度中并不是主要方法，仅仅作为选官制度的一种补充手段，但是它确实对两汉时期文学群体的生成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汉代不仅在皇帝、诸侯王，甚至在一些身居要职的外戚身边都聚集了大批文采之士。西汉初期有许多的诸侯藩王都喜欢招纳贤士，吸引了一大批的文人良士前来聚集。

在西汉王朝因招纳贤士而名声远扬的诸侯藩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他们在各自的藩地上置酒高会，与众多贤良之士游赏唱和、著述立说，创作了许多闻名于世的经典著作，如影响深远的《淮南子》就是淮南王刘安带领他的宾客共同编纂的。正是由此才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王国的上层为核心的文学作家群体。西汉的皇帝也爱好文学，不但阅读辞赋，而且身体力行，亲自进行辞赋创作，例如汉武帝就有《悼李夫人赋》传世，且被徐祯卿评价为“壮丽鸿奇”。

西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因为他在辞赋方面文采卓越而受到汉武帝器重的。皇帝身边的这些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侍从，他们大量创作辞赋并向帝王进献，受到天子的青睐，从而逐渐形成了文学侍从身份的文学群体。

西汉时期存在着断断续续的游宦风气，主要是在诸侯王的文士之间开展的，这也为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增添了许多生气。西汉时期设立了乐府机构，乐府在四处搜集各地的民歌、乐曲的同时，也组织了许多文人进行诗歌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稳定业已生成的作家群体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文学自觉”始自西汉

西汉时期的文人阶层是从战国后期的士阶层逐步演化而来的。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这为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文人的产生和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秦王朝的政体是综合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后的政体而建立的，是在法家理论指导下创建的意义完整的专制主义政体，这个政体的框架紧凑而严密，具有时代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但是，理论上的完美与实践上的差距，再加上紧密的政体结构缺乏柔韧性而容易被折断，致使王朝迅速覆灭。汉王朝建立之后，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情况和社会状况，在政治制度上并行分封制与郡县制。通过错综复杂的封国与郡县，混淆二者界限，逐步建立起以郡县制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汉代在体制一定程度地上沿袭了秦制。秦政的失败，为汉代德政的创建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汉袭秦制，延续大一统的帝制，汉初的统治者为了避免强秦速亡的局面再度重演，在文化上推行较为宽松的政策，被秦王朝废弃的儒家经典再度受到关注，为世人所传授。

汉代统治阶层对文化的关注使得文化的尴尬境地得以溶解，从中央到地方，聚集了一批以创作、诵读辞赋为职业的专业的文人群体，最有名的当属“梁园唱和”。梁孝王在梁地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文士，一时间梁园人才济济，使得梁国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开辟了汉代辞赋文学的壮丽风气。士人阶层的大部分逐渐演化为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群体，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文人创作队伍。

经过汉代前期几位帝王的励精图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汉武帝是一个有着远大志向、宏才伟略的统治者，他为了粉饰太平、润色鸿业，提倡辞赋创作，招引了全国各地有名的文士到中央朝廷，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专业辞赋文学群体，至此全国的文学中心和文人群体逐渐转移至中央。

汉代时期出现专业的文学文人，并且形成专业的文学创作队伍，是汉代“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创造者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中国传统文人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淀和打磨，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观念的文人的正式大规模出现是在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环境功不可没。

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明程度虽然相对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要发达，但放置在整个历史长廊中来比较，毕竟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分工不明确，人们的文化水平较低。最早的时候只有史官算得上是个专业“文化人”，他们的身分隶属于“王官”。虽然历史是史学家的历史，但是

他们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所充当的角色不过是官方的“秘书”，履行着“记史”的职能，并没有起到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时期里史学家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在西汉时期毕竟还是产生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群体。

结语：

汉代的帝王爱好辞赋，重视文人，诱以利禄，招纳了众多的文学侍从，并令其常侍君侧，加以优抚。枚乘年老但是善于辞赋，汉武帝便将其“安车蒲轮”。司马相如的文采非凡，汉武帝与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与以往的文士不同，汉代的文学之士虽然也能言善辩，但更多地具有文采，他们擅长辞赋创作，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由此可以看出，汉代的文学家的地位得到提高，文学作品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