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力的巅峰时期，公认是在“康雍乾盛世”阶段，而从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接过大旗之后，清朝就走上了下坡路，史称“嘉道中衰”。

清朝走向衰落，当朝的嘉庆皇帝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历史周期的惯性也不能忽略。清朝国运已经处于下行期，并非皇帝一人之力可以挽回。我们之前说过，嘉庆也许能力不是很出众，但总体而言，算得上是一个开明的好皇帝。

嘉庆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嘉庆为人仁慈，甚至有些到了妇人之仁的地步，仁宗的庙号名副其实。而睿这个谥号，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毕竟嘉庆的政治智慧，并不算十分高明。

不过实际上，嘉庆皇帝的智慧，并不体现在政治手段上，而是在文化方面。嘉庆废除文字狱，解开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镣铐，便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另外嘉庆在位时，还下令修纂《全唐文》，我国唐代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能流传至今，嘉庆皇帝也功不可没。

清朝自顺治一朝以来，经历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对人们思想禁锢的力度越来越强，到乾隆朝到达顶峰，这其实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们对自由思想的偏见和畏惧所导致的。

而到了嘉庆时，已经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加上嘉庆本人是乾隆的幼子，思想上的历史包袱没有先辈们那么重，因此处事也更开明一些。比如嘉庆朝修纂《明鉴》一案，便是很好的例子。

嘉庆是个喜欢读史的人，也是为了以史为鉴，而明得失。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命令史官仿照宋代的《唐鉴》一书，编纂《明鉴》。“胪叙一代事迹，考镜得失。……有明三百年，时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鉴观得失之林也。”

嘉庆的本意，是让馆臣如实记录明朝从开创，到发展，再到最后走向没落的历史，并客观地评价历任皇帝的是非功过、利害得失，用来作为当朝皇帝治理国家的镜鉴和参考。

与编纂《全唐文》的工作比起来，撰写《明鉴》的工作量并不算大。然而，明朝是清朝的前朝，清朝的江山，正是从明朝手中夺取过来的，这让以曹振镛为首的编纂人员们犯了难。曹振镛们别的不会，就会过度解读，就又把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想成了政治问题。

于是，编纂人员们在写到明朝后期时，在书中大量加入清朝入关前在东北开疆拓土的功绩，搞得喧宾夺主，不伦不类，搞得嘉庆在看到《明鉴》的初稿后，大为恼火。

晚清的欧阳兆熊在其笔记中记载：“嘉庆中修《明鉴》，……中述本朝与明构兵事，上怒其诽谤，下之狱。”

欧阳兆熊以为，嘉庆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明鉴》中记载了清军与明军构战的历史，暗示清军反叛，“诽谤”了清朝，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恰恰相反，馆臣们在《明鉴》中对清朝大加颂扬，还无脑贬低明朝皇帝，这才是让嘉庆动怒的真实原因。

“作为明鉴一书，盖以取鉴前代，其善政则因以为法，其秕政则用以为戒，亦即殷鉴夏周鉴殷之意也。昨日馆臣呈进明鉴五册，于万历、天启间载入我朝开创之事，后加按语颂扬，并论及前明用人不称其职，更为诞妄矣。”

这些修史的大臣们，脑子里其实还是乾隆朝老一辈的思维。因为当时文字狱实在太多，让他们养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往政治上靠，生怕说错一句话，便落得人头落地的下场。

嘉庆皇帝的本意，是想看到一部客观公正的明朝历史书籍。前朝的皇帝之中，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便加以采用，有做得不对之处，便加以改正，以古鉴今，来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但他没想到，大臣们交上来的作品，不仅加入大量的清朝创业历史，搞得《明鉴》一书名不副实。而且，书中还满是对明朝无理由的抹黑，成了一部歌功颂德的吹捧之作，对治理国家根本毫无借鉴意义。

当然，嘉庆也不能说他们歌颂清朝有错，只说是“不合体例”。另外，嘉庆也反对一味地无脑抹黑明朝。因此，嘉庆最后重罚了这批修纂《明鉴》的官员，并且更换了修纂人员，按要求重新编纂，以打击朝中那股阿谀奉承的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