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即位后，一方面采取高压措施打击政敌，一方面又出重拳清查亏空。这个时期，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抄家风，雍正皇帝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抄家皇帝。

到底有多少人被雍正抄了家？这个数字恐怕是无法统计的，不过在众多的抄家案中，年羹尧一案当居首位。雍正三年（1725）七月，上谕敕令各省严查年羹尧隐匿资财。在随后所定的九十二款大罪中，贪渎、侵蚀两项就占了三十三款。那么，年羹尧被查抄时到底有多少家产呢？

雍正三年十二月，刑部宣布年羹尧罪状的同时，远在杭州的鄂弥达上了一道《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在这份奏折中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

1，金子2748.3两，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等物2250两，又银550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

2，房子折价银1100两；

3，细毛裘衣、古玩、字画等贵重物折银8923.4两；

4，家口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6头，变价683.2两。

上面的这份清单显然与年羹尧的身份不符，当然这仅仅是杭州一地的资产，而且年羹尧在杭州任职时间极短，很快就被治罪了。因此这份清单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帝在处理年羹尧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现银百十万两，着发往西安，交与岳钟琪、图理琛，以补年羹尧川陕各项侵欺案件。”这说明年羹尧曾有一笔110万两的现银。

关于年羹尧的家产，并无一份全面具体的清单，现在所见的都是零零散散的记录。乾隆九年（1744）杭州副都统傅森上了一道奏折，说年羹尧在杭州还有不少田产，共计“四百亩零二分”，当然这仅是年羹尧田产中的极小一部分。

此外年羹尧在京城、保定、定州等地皆有房产，共计一千四百三十四间。而且还涉足商业经营。仅仅在陕西行盐共得银22万余两。

从相关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年羹尧被抄家之前，有其子年福将财产运至京城。年羹尧在杭州被捕时，官员曾审问年羹尧的管家张定，据他的交代，大部分财物已经运至京城：

“去年我主四子年福赴京时，将我主子一应家产都带走了。我主子年羹尧说：我病了，自将军任上告退赴京。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来时，仅带金子二千八百两、银子五万余两。来此路上盘费，及在此买房租住耗去了数千余两。”

可惜的是，年福运回京城的这部分财物并无准确的内容。如果加上散落于各地方已运、未运、寄存、在途的家产，实在是很难得出具体的数字。

不过所幸的是，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中，直隶总督李维钧对年羹尧的家产数字做了一个大概的估算。其家产总值估计约为1595000余两，其中，金银数目所占比重最多，价值达122万余两；其次是盐业等商业资产，有23万余两；财物次之，粗估10万两；房地又次之，约3万余两。以这个数字来看，虽然也不算少，但显然也没想象中的多。

年羹尧的家产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他积累钱财的渠道还是十分明确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来源：一是雍正帝的赏赐；二是战事中的劫掠；三是接受馈送；四是侵用公项；五是投资商业。无论年羹尧的财富是如何积累的，究其根源，皆出自其特殊地位，更确切地说，就是雍正帝所赐，然而生杀予夺，其实亦皆在皇权。

据《永宪录》记载，年羹尧被抄后，雍正帝将他在京的房屋和奴婢赐予了吏部尚书蔡珽，但仅仅过了一年之后，蔡珽也获罪被抄，家产没收，来来回回最终又到了雍正的手里。正如《红楼梦》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