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继南明诸藩之后，对清朝统治的第二波大规模反抗运动，也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评价是：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从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到1864年南京城破，太平天国前后坚持了14年，后世在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时，无外乎阶级局限、内斗消耗等因素。

但实际上，为清朝定鼎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八旗兵在入关后不久即已丧失了战斗力，而反观以广西兵为主力的太平军在起义之初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靠着简陋的武器先后辗转数省，仅仅用了2年时间即占据江南半壁，与清朝划江而治。

所以，从1853年到1864年长达11年时间里，战争的双方，其实是太平军和汉族士绅支持的地方团练的较量，其中尤以曾国藩的湘军最具实力，而清朝的正规军反倒作壁上观。

八旗兵在入关之初，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之所以能够建立大一统政权，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争取到了大多数士绅的支持，所以，清朝入关时打的旗号是为明朝复仇；对南明作战时，又打出了“不为君父报仇却僭越称帝”的讨伐旗号，从而先后赢得了对李自成和南明藩王的战争胜利。

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也注意到了对士绅的拉拢。1852年夏，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指斥清朝为“破坏中华衣冠、礼教，盗窃华夏”的外来政权，并列举了文天祥、史可法、瞿式耜的事迹，从法理上质疑了清朝的正统性。

这篇檄文可谓一针见血。

包括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从“恢复中华”的角度号召广大民众揭竿而起的。但是，曾国藩在仔细读过太平天国的檄文后，却发现了其中的一大漏洞，这也成为清朝在法理上反戈一击的切入点。

1854年，曾国藩正式发布《讨粤匪檄》，作为对《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的驳斥。檄文巧妙避开了所谓的“盗窃华夏”，直接从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指责太平天国传播西方教义，不尊孔孟。还对比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时恭恭敬敬拜祭文昌，而太平天国却公然砸毁孔庙，显然是数典忘祖。

曾国藩这篇檄文一经曝光，立刻激起了天下读书人的义愤之情，不仅让众多持观望态度的地方汉族士绅纷纷倒向支持清朝一边，甚至就连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部也出现了反抗天平天国的包立身农民起义。

事实上，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就足以说明，上至士绅下至平民百姓，对洋教原本就存在极大疑虑和误解，而在天津教案发生的十几年前，这一顾虑只会有增无减。曾国藩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仅仅靠着捍卫道统这一旗帜，就成功将太平天国树立到了天下士绅、文人的对立面，这也成为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一个冷门原因。

民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就曾经说过：“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这也是曾国藩屡次被太平军击败，却依然能重新号召起士绅部众的原因所在。清朝，正是钻了太平天国这一口号空子，凭借士绅集团的力量，成为胜利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