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关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在管理所的要求下，战犯们开始写各自的交罪材料。起初，他们的积极交罪，很大程度上寄望于索取以“气节”为代价的报酬，例如提前释放、推后改造、增加享受、减少劳动等诸如此类的念头。

原国民党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快人快语，一天，他走到作为学习委员的王耀武面前，说道：“请你向李科长转告一个意见，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认罪不行。老实说，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李科长是功德林专门负责审核他们的交罪材料的，而杨伯涛的意思也很明显，他自认为是抗战英雄，而非战争罪犯。

1945年春，日寇欲在苟延残喘之际，作垂死挣扎，他们将目标对准了位于湘西的芷江机场。这座修建于1944年的大型机场，进驻了中、美混合空军一个团，肩负着对侵华日军的战略攻击。远程轰炸机B-29的轰炸，使气焰极为嚣张的日军在湘桂、粤汉铁路线陷于瘫痪，整个长江航运不能畅通。

1945年初，“飞虎将军”陈纳德坐镇芷江指挥了对日本本土东京的远程轰炸，对汉口、南京、九江等地机场码头的中程轰炸，对汨罗市日本兵站、岳阳日军基地等目标的近程轰炸。 特别是2月25日东京远程轰炸中，一颗复仇的炸弹命中日本皇宫，日本朝野一片哗然。

日军深受威胁，视芷江机场为心腹大患，认为必须尽快捣毁方能确保东面的水陆交通。为此，日本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湘西雪峰山战役。两个师团的兵力，分别由益阳、长沙、衡阳、东安四路向雪峰山进犯。

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以陆军总指挥何应钦为湘西会战总指挥；以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为前敌总指挥，由第四方面军担任正面防御；由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策应第四方面军右翼作战；原在湘北的第十八军奉命改归第四方面军指挥，到沅陵、辰溪集结，作为第四方面军的机动兵团；廖耀湘的新六军为总预备队，待命芷江以确保芷江机场的绝对安全。参战的陆军共计20个师，总兵力20万人。

杨伯涛，时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率领全副美械装备的第十一师，按照军长胡琏的指令，作为第十八军的先头部队，以一日约40公里的行军速度，赶赴湘西会战前线。芷江是杨伯涛的家乡，这次战斗对杨伯涛来说既是卫国又是保家，为了尽到神圣职责，他决心不避牺牲，奋勇杀敌。第十一师的官兵也群情激奋，斗志高扬，他们相互鼓励说：“我们一定要保住师长的家乡，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千万不能让师长在家乡人民面前丢脸！”

芷江，正是杨伯涛的家乡，他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侗族农民家庭。其父杨宗海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 40岁时病故。 其母刘氏聪明贤惠， 略识文字， 含辛茹苦地将杨伯涛兄弟三人拉扯大。 杨伯涛7岁就帮人放牛、 下田插秧、 锄草砍柴， 各种农活都干。依靠族人的帮助，他才得以走读于城内荷花池小学， 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城内省立第九联合中学。

这位农民的后裔，父辈们没有给他留下一个铜板，却给他留下一句格言：人不正派，死为下鬼。杨伯涛把这八个字分成两行，镶嵌在他的国民党军帽徽下的领章之上，走遍人生战场，自诩常胜将军。既然是回到老家作战，杨伯涛自然是抱着十二分的信心，要在这里给予日寇重重一击。

在攻打右下江的战场上，集团冲锋前几分钟，一个头缠绷带的营长走到他面前：“师长，芷江不是你的老家吗？等仗打完了，我们到府上好好热闹一场，怎么样？”杨伯涛道：“一言为定，到那时我亲手为你们宰猪杀羊！”二十分钟后，十一师拿下来右下江，可是杨伯涛却永远失去了这个营长。

而正是在右下江，正是在杨伯涛手上，还放走了凶残的日军，包括一个师团长。当时，蒋介石要开国民党三中全会，要何应钦飞赴重庆，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果战局不结束，报告出去，报上一登，战争还在那里打，岂不是一场滑稽戏吗？为了让蒋介石的“好戏”如期上演，何应钦向王耀武下达了放走日军的命令，王耀武又命令杨伯涛执行。

此时，何应钦已经逃去了台湾，而王耀武却在功德林。杨伯涛径直走到他的“战犯长官”王耀武面前，怒道：“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王耀武站起身，对杨伯涛笑了笑：“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此事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杨伯涛却笑不出来，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当然要负责任，放开口子，最后还是我的命令。如此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民族的罪人。”

杨伯涛对王耀武说的话，在这之前，他也对另外一位长官黄维说过。在淮海战场上，因为失去了一次战机，他当面对他的兵团司令黄维说：“你是共产党的功臣，你是国民党的罪人！”

在那场大战中，黄维兵团全军覆灭，也包括杨伯涛任军长的第十八军。当解放军重重包围时，作为长官的黄维跟胡琏，给各级军官都发了安眠药，告诫大家，要奉行蒋介石的谆谆教导，不成功便成仁。但到最后，黄维跟胡琏一人跳上一辆坦克，各自奔走逃亡去了。最后，胡琏侥幸逃脱，黄维因坦克抛锚被俘。

杨伯涛则带着部下玩命突围，当他意识到突围无望时，跃身跳进一条小河，准备以身赴死。然而，当他跳进水里时，却发现正是冬季枯水时节，河里水很浅，根本就淹不死人。同时，河水冰冷刺骨，将他冻得够呛。于是，他又赶紧从河里爬了上来，又摸出腰间佩戴的左轮手枪，发现已经无法使用，同样因进水而无法使用的，还有那一包安眠药。

不久，杨伯涛再次遇到一条小河，打算趟过去。可是，他跳进河里时，见河里都是烂泥，越陷越深，慌忙又爬起来。就在这时候，解放军闻声赶来，将他抓了个正着，当了俘虏。俘虏杨伯涛的人，是华东野战军31军（第13纵队）第91师步兵271团7连班长。

杨伯涛被关进战俘营后，对未来产生了悲观的看法。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的思想情绪，非常悲观消极，如同待决之囚，只是苟延时日而已。我常常悔恨在双堆集突围时自杀未遂，抱怨那时没有径自去死，今天歧路彷徨，行尸走肉，精神甚为痛苦，每每亡魂丧魄，如有所失。”

原本，杨伯涛是有机会去台湾的。蒋介石很早就在台湾为自己备好后路，除了安排亲信陈诚治理台湾外，还安排孙立人在台湾编练新军。蒋介石狡兔三窟，但当时国民党政治形势已经非常糟糕，征集新兵十分困难，即使有了新兵，训练更需要较长时间，不能迅速使用。因此，蒋介石把在南京、上海担任警备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二〇九师全部调往台湾。

蒋介石命令选拔两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去担任这两个师的师长，陈诚作为台湾军政长官，自然要推荐自己系统的将领。杨伯涛就在此时被推荐担任其中一个师长，蒋介石给予了批准。但胡琏却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免调杨伯涛到青年军，改升他为整编十一师师长（即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才留在大陆。

后来在功德林，同为陈诚系统重要将领的邱行湘安慰杨伯涛，留在大陆，哪怕当犯人，也比去台湾好。共产党能够打下大陆，收复台湾也是迟早的事，所以迟被俘不如早被俘，如果共产党要释放战犯，人生也好做一个安排。

在转到功德林前，杨伯涛被关押在北京广安门外的北京解放军官教导大队。在教导大队举办的忆苦思甜讲座上，从小受苦受累，也给地主家当过放牛娃的杨伯涛，常常听得落泪。而他也正是因为积极参与改造，常常得到教导大队的好评。

当抗美援朝的消息传到教导大队时，国民党战犯中组织了一个美军战术研究班。由于杨伯涛曾在十八军任过美械装备干部训练部主任，各师指派干部分期集中到常德培训，所以他对美军装备、武器性能很懂。因此，这个研究班的班长，正是杨伯涛。

班里的成员大部分是陈诚系将领，他们分别是：原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宋瑞珂、原国民党第十军少将军长覃道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原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政治部主任侯吉晖等。

经过集体研究，最后由杨伯涛执笔，由侯吉晖缮写，完成了一篇六万余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这篇军事资料，据说毛主席亲自看过。教导大队除了对研究班给予了“你们对人民有功”的赞誉之外，对杨伯涛的文笔也给予了赞赏。

杨伯涛对于抗美援朝的支持，不仅在于提供了宝贵的美军资料，还在炒干粮的灶台前，尽情挥洒了自己的汗水。他在灶台前的形象，跟他被俘时的形象颇为相像，浑身衣服湿透了，满脸污黑，额前的头发还在滴水。不同的是，当时在双堆集的河边，他是被搜索出来的，而在广安门的灶台前，他是自己主动站出来的。

炒干粮的任务完成后，杨伯涛在笔记本上写了两首七言绝句，题目就叫《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调和鼎鼐倍辛忙，为最爱人爨糇粮。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

昼烽烟夜烛天, 挥汗酣战灶台前。千杓万铲浑意倦，大同江畔报敌歼。

1949年9月，杨伯涛与其他战俘一起，被送到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虽然积极参加改造，但对于让他认罪，还不是那么服气，因此他才会找到王耀武，让他将自己的意见转告给李科长。

几天后，李科长走到杨伯涛面前，递给他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映入他眼帘的，是周总理的一份报告。那是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里面提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杨伯涛读了周总理的报告后，情绪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没有忘记的，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事实上，不只是杨伯涛，功德林里的大部分战犯，都对这个报告感触良深。在这之前，他们在关于自己的材料上，都只是小心翼翼的讲述自己的罪愆，没有人赶去提及抗战的辉煌，但在内心，每个人也都心怀愤懑。从那之后，这样纠结的情感，基本上也就一扫而光了。

而真正让杨伯涛下定决心要认罪，而不是交罪的，是他们被允许到全国各地参观后。看到了新中国伟大的建设后，他如梦初醒，回首往事，叫苦连连：历史的因素也好，个人的因素也好，穷人不为穷人打江山，反为四大家族流血流汗，纵然一身洁骨、满腹经纶，又有何面目回见乡亲父老，缅怀守寡多年的母亲艰辛清淡的一生？

诚心的认罪、积极的改造，也让杨伯涛在1959年成为首批获特赦的战犯之一。在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周振强等人面前，杨伯涛显得有些过于平凡了，他们有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地方军政长官、集团军司令，而杨伯涛担任十八军军长的日子都不长，即便在黄埔的资历上，最低的邱行湘跟郑庭笈也是黄埔五期，而杨伯涛只不过是第七期的小弟。

杨伯涛能够第一批获得特赦，所依靠的，只有积极的改造。在特赦大会上，杨伯涛的儿子，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杨健华，作为家属代表上台讲了话。他从新一代的角度，对父亲提出忠告：“回家以后，我们要继续监督爸爸的思想改造。”

对于思想改造，杨伯涛也从未放松。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以及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亲切接见了杨伯涛等人。周总理逐一询问了杨伯涛等人的身体情况及家属情况。然后又严肃地作了讲话，讲了“政治、思想、实践、前途”四个方面的问题，使在场人员均受到极大的教育与鼓舞。

根据周总理指示，杨伯涛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专门负责由全国各地征集的军事史料，每年审稿500多万字。他得到党和政府的特殊优待，心情舒畅，常把家里也当成办公室。他除专心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外，还认真著书写传，期间，杨伯涛著有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记解放战争蒋军的覆灭》、《杜聿明将军》、《陈诚军事集团纪要》、《杨伯涛回忆录》等。

1964年国庆时，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署名下请帖，邀请杨伯涛等人参加国庆招待会。杨伯涛双手捧着这张瑰丽闪光的柬帖惊喜万分，他把这张柬帖一直珍藏在身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担任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对台联谊会副主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委员，全心全意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部经常不定期邀请杨伯涛根据政治形势发表讲话，向台湾军界、政界等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在获得特赦后，杨伯涛选择了留在北京，他曾专门回了一趟湖南芷江的老家。自从雪峰山那场大战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在他离别故乡的时候，他特意将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赠送给他的母校芷江中学。

当时，当他回到阔别十五年的桑梓之地时，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乡土之情。杨伯涛细心揣测人们的心理，发现家乡的农民，竟是如此看重他在三年反人民内战中的表现。既然如此，他就必须表现出他在十年改造中所得到的东西。

所以杨伯涛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卷起裤管下地干活，而生产队的土广播，在第三天就号召社员向杨伯涛学习。

这对于杨伯涛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耀。

参考资料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抗日名将杨伯涛的传奇人生》，蒋国经，湘潮

《湘西雪峰山抗日名将杨伯涛》，蒋耘，中国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