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征服者将最终被征服，安禄山亦是如此，因为这是历史的规律，对谁都是公正而无情的。回望当年，掩卷沉思，历史是已发生的事实，而事实是不能以假设而臧否的。今天对于一个反面人物的刻画，也许更能促人们猛醒，使后人正己德，正己行，正己言。

纵观安禄山，他一生狡黠奸诈，野心勃勃，凭借阴险乖巧，从一个落魄的牧羊奴，成为逼走玄宗的大燕国皇帝，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同时他又弑逆跋扈，横行于天下，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惨死亲子之手，落得个尸首不全，人神共愤的下场，实在是罪有应得。而由他一手挑起的安史之乱，葬送了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与苦痛，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招致杀身之祸，死有余辜。

时代的潮流总是要向前面发展的，反叛者的众叛亲离，已预示着他们末日的到来。因为在战争的大多数情况下，阴谋与智慧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除了正义与否、民心向背之外，有时候真正能起到制胜作用的还是硬件，就是交战双方的实力，包括将士们的斗志，武器装备的优劣，以及后勤服务的保障。

而史思明等叛将们，在失去安禄山的统治后，如一群无头苍蝇四处乱窜，各自挥兵攻打唐军控制的城镇。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将城中妇女财物抢劫一空，所有青壮年格杀勿论，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人常说水满要溢，物极必反，叛军们的倒行逆施，使百姓更加思念唐朝，反抗斗争如雨后春笋，到处蓬勃开展，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

战略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能够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安禄山的意外死亡，无疑为“安史之乱”敲响了丧钟，也给官军反扑提供了机遇。郭子仪眼看时机成熟，遂力戒房琯的教训，向肃宗提出了要收复两京，就必须积蓄力量夺取潼关，再行攻破陕州，截断叛军潼、陕之间的联系，然后直取长安、再克洛阳的战略决策。郭子仪鞭辟入里的战略分析，与切实可行的战役部署，直让肃宗点头称是。

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首先率部辗转来到河东地界。这里是唐朝立国的大本营，曾被太宗李世民称之为“帝朝基业”，因此民心所向，人们踊跃·投军，提供粮草，很快形成了平叛的热潮，为唐王朝平叛战争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此时，据守潼关的是阴险狡诈的贼将崔乾祐。郭子仪经过一段养精蓄锐，首先向潼关发起了进攻，结果是摧枯拉朽，大破贼兵，崔乾祐仓皇退到蒲州（今山西永济）据守。由于永乐（今山西芮城）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曼、司土徐炅、宗子李藏锋等人，被贼兵关押在蒲州城里，四人密谋王师来到时要作为内应。

等到郭子仪进攻蒲州时，赵复等人杀死守城的贼兵，打开城门迎郭子仪进城。崔乾祐逃到安邑（今山西盐湖），安邑的百姓假装投降，崔乾祐的军队在进到城门快一半时，城上的悬门落下，抵挡住贼兵，崔乾祐没有进入城门，才得以脱身东逃。

此后，郭子仪又收复永丰仓（今山西平陆附近），打通了潼关到陕州的道路，沿途不再有贼寇抄掠。郭子仪独立蒲州城头，望着滔滔而去的黄河，不由得感慨万分：当年被李白刀下留人后，自己从太原流落到此，投奔守备门下，读兵书，练武功，发誓要做朝廷有用之人。今日终于长缨在手，何时为君缚住苍龙··

而此时数百里之外的戈壁滩头，军旗猎猎，战马驰骋，灵武行在所里气氛肃静，百官翘首遥望东南。肃宗在得到收复潼关快报后，欣喜不已，遂令朝廷犒赏三军，战报诏传全国各地，并诏封郭子仪为司空、关内河东副元帅，率军直趋京师。郭子仪在西进清渠（今西安以西）时，不料中了叛将安太清、安守忠的埋伏，因交战失利而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遂向玄宗自请处分，被降职为尚书左仆射。

不久后再次被朝廷起用为中军副将，与李嗣业、王思礼统兵15万，随广平王李俶（即李豫）前去收复长安，驻兵于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北，伺机向京师发起全面进攻。

次日，郭子仪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等在香积寺展开激烈的战斗，唐军从正面进攻，回纥兵从背后出击，从午时直杀至酉时，斩贼首6万余级，叛军全线溃败。贼将张通儒放弃长安，仓皇逃到陕郡，平叛战争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

翌日，广平王李俶进入京师时，城中老幼百万余人夹道欢呼，流着泪说道：“没有想到今天又见到官军。”肃宗在凤翔听到捷报，群臣称贺。

郭子仪收复了长安，休整三日后，又奉命乘胜东进，攻打洛阳。“大燕皇帝”安庆绪闻之，慌忙命令庄严、张通儒带领15万太军前往新店（今河南陕县西）迎战。新店倚靠大山，地势险要，叛军们依山扎营，居高临下，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

两军相遇，勇者胜。郭子仪洞察军情，趁叛军立足未稳之机，选派2000名英勇善战的骑兵突然发起进攻，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同时又命1000多名弓箭手埋伏山下，再令协助作战的回纥军从背后登山偷袭，自己则亲率主力向叛军展开全面进攻。

战斗打响之后，郭子仪装败退，叛军倾巢出动，从山上追赶下来。正在这时，山腰里突然杀声如雷，唐军如神兵一般自天而降，只见弓箭手万箭齐发，矢如雨下，恰似暴风骤雨；骑手们左突右冲，纵横驰骋，更如入无人之境。

看那场面，真是卷雷霆万钧之力，扬翻江倒海之势，直杀得扬风卷沙，暗无天日，临近黄昏是，唐军杀兴未尽，点亮火把，四处搜索叛军残余。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唐军的所向披靡之势，吓得叛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剩的残兵败将，在严庄的带领下仓皇逃回洛阳，挟裹着安庆绪如丧家之犬一般，惶惶然退守邺城（今河南安阳）。

郭子仪收复了东都洛阳城后，又风扫残云般地攻占河内（今河南沁阳）等地，迫使叛将严庄投降。接着陈留（今河南开封）军民杀死叛将尹子奇，古城也完璧归唐。

同时，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诸郡县，使安史之乱以来沦陷的大片失地，重新被唐军收复，肃宗随之由灵武迁回都城长安。为了表彰收复东都的战功，郭子仪被加司徒，封代国公，奉命返朝接受嘉奖。

为此，肃宗率领文武百官与宫廷仪仗列队灞上（今陕西西安东），亲自步下御辇，挽着郭子仪的臂膀连声赞道：“国家再造，卿之力也。”从此郭子仪声名鹊起。

按说新生的政权，需要的是谋略与勇气，需要的是精诚团结，万众一心。然而肃宗既没有经略天下的本事，又无知人善任的才能，虽然新朝开始后，没有受到李林甫、杨国忠之流的奸相当道，却受制于李辅国、鱼朝恩之类宦官们的挟持，而且他还担心太上皇玄宗借机复辟。

所以在料理朝政过程中，总像举着麻杆打狼一样，心里始终惴惴不安。而且两京虽然收复，但是由于肃宗忙于迎接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叛军残部，因此李氏王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威胁。而安庆绪逃至邺城后，经过一段苟延残喘又重整旗鼓，叛将们也似乎又看到了死灰复燃的希望，旬日之间，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招募的新兵，总兵力又达到了6万余人。

安庆绪贼心不死，又蠢蠢欲动起来，开始向南北进犯，东西两京重新处于黑云压城、危机四伏之中。其实安庆绪也不是一块做皇帝的料，在杀死父亲称帝后，本来就没有多大雄才谋略的他，却是心怀鬼胎疑心重重，总担心自己偷鸡摸狗般弄来的帝位，难道就不会有人隔墙窥伺、耿耿于怀吗？尤其是这一次兵败陕郡后，他仅率1300余人逃往邺城，忧心更是如焚烧一样。他在惶恐之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干叔史思明。

史思明与安禄山是结拜兄弟，多年来一直狼狈为奸，叛乱开始后，史思明一马当先，所率先锋大军所向披靡，每战皆捷，先后攻陷饶阳诸郡。直到一举攻下洛阳后，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才诏令史思明经略河北，封为范阳节度使，管辖着13郡府，拥有重兵8万余众，几乎占到叛军的三分之一。

天宝十五年（756年）初，史思明在常山被李光弼、郭子仪合军击败，率残部逃至博陵。眼看就要被官军攻灭，却传来哥舒翰兵败潼关的消息，李光弼回军河东，史思明这才起死回生。他趁唐军无暇顾及，遂调转马头蹑后追击，结果反败为胜，大破唐军刘正臣部。由于史思明所率兵士，是叛军里最精锐的部分，死心塌地者居多，所以他们乘胜进击，连续攻拔常山、赵郡、河间等郡县，成为叛军里面最精锐的部队。

至德二年（757年），史思明包围了太原城，后被李光弼用“地道战”打得大败，这才又退回到范阳驻守。

安庆绪弑父做了皇帝后，封史思明为川王，依然兼领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叛军的老巢，被安禄山经营了多年，他在称帝后，从东京和西京所掠夺的珍宝，大多数也都被运往这里存放，可以说是仓储殷实，堆积如山。

史思明渐渐地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己有，在闻知安禄山被杀后，顿起自立之心，所以安庆绪逃往邺郡后，张罗着四处征兵，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等先后率部前来投奔，唯独只有史思明是既不派兵，也不派使者，只作壁上观。这一下子，安庆绪对史思明戒心剧增，下决心找机会将其除掉。

不久后，他派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3人，带了5000骑兵赶到范阳，以征兵为名，实则是察看情况，准备伺机消灭史思明。

史思明当然不是傻瓜，在听到几个人同时前来范阳后，已估计到安庆绪肯定是不怀好意，便在营帐之外设好埋伏，然后自己才率领几万士兵，浩浩荡荡排列到范阳城外十里处的驿站，隆重而热烈地迎接安庆绪派来的使者。

史思明见到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等人后，立即下马行礼，握手叙旧，显得十分殷勤。阿史那承庆等人不知底细，也不好轻易下手，只好随着史思明进了范阳城。史思明下马后，拉着阿史那承庆的手，将他们领进客厅，然后命令奏乐设宴，盛情款待。

等到酒酣耳热之际，史思明借故掷出一只酒杯，发出了动手的信号。埋伏在周围的士兵一拥而入，遂将三人一一拿下，同时截住他们带来的队伍，分发了些钱财，打发这些人回家去了。

一切都安排顺当，史思明向唐廷奉上降书，诉说自己愿意率领管辖内的13个郡府，以及8万兵力向朝廷投降。当时唐朝迫于形势，对叛军采取的方略是剿抚并用，所以肃宗得到报告后十分高兴，立即封史思明为归义王，依然兼任范阳节度使，他的7个儿子也全部被授予显赫官位。

史思明受了册封，马上斩了安守忠和李立节两人，以表明自己对朝廷的诚意。对于阿史那承庆，因为旧时曾有交情，所以留下了他一条活命。接着史思明又走遍河北地区，宣传朝廷宗旨，有好几个州县因此相继归降，只有邺城还属于安庆绪管辖。

史思明真的心甘情愿地为朝廷效力吗？其实不然。史思明也是包藏祸心，因为当时他正处于朝廷与叛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实在是出于无奈而为之。他虽然假装归降，却是“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地招降纳叛，收集旧部，从而引起肃宗的警觉。

乾元元年（758年）五月，肃宗以乌承恩为副使，派去做“策反”工作，想伺机除掉这个居心叵测的反贼。为了保险起见，李光弼对乌知思也是耳提面命，对他多加嘱托，让他见机行事，以防夜长梦多。乌承恩为了避免史思明的怀疑，晚上多次打扮成妇人的模样，潜入到诸将家里去进行“策反”。

没料到这些番将们对史思明是忠心耿耿，表面上虚与他委蛇，转过脸却向史思明告发。由于没有真凭实据，史思明开始时也是半信半疑，于是就在乌承恩床下潜伏了两个奸细。夜间乌承恩与儿子密谈时，顺口说道：“吾承上命除此逆胡···”话未说完，躲在床下的两个奸细突然钻了出来，一溜风禀报给了史思明。

史思明立即抓住乌承恩，搜出李光弼写的书信，以及应该诛杀的叛将名单。史思明一班贼将勃然大怒，将满腔怨气都撒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这个乌承恩虽说平日里伶牙俐齿，却是一个地道的脓包，没等史思明用刑，就咕咚一声跪下，扯开口袋倒西瓜一般，供述出“这些都是李光弼指使干的”。史思明不由分说，当即杀掉乌承恩和他儿子，以及所带从属200多人，重新反叛唐朝。他与安庆绪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大唐王朝再一次陷入了危机局面。

时代潮流风云变幻，战场形势再起波澜，由于史思明的变化无常，出尔反尔，唐朝廷里又手忙脚乱起来。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诏命朔方郭子仪、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北庭李嗣业、襄邓鲁灵、荆南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滑濮徐叔冀及平卢董泰等九位节度使，共率领兵马60万围攻邺城，合力讨伐安庆绪。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此举并无可厚非，九个节度使帅多将广，兵力雄厚，完全可以将叛军一举消灭。但是肃宗既想一战而收复失地，又怕将帅权力过大难以驾驭，尤其是郭子仪、李光弼两人皆为元勋，恐怕难相统属。所以就与宦官们密谋，大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即监督各军行动的最高官职，由他来总揽战役全局。

此时的安庆绪，从洛阳逃往邺城后，被唐军重重包围，明知自己已被困于死地，便以让出皇帝之位为代价，急忙派人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原本十分轻蔑这个“干侄子”，但是见有帝位可图，所以便率领精兵13万自范阳南下，准备施救邺城。

当然，史思明也是邪符入身，心怀鬼胎，他先派遣步骑兵1万余人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摆出救援的架势。然而到了十二月，他在击败了崔光远、夺占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后却按兵不前，观望等待战场进展情况。在此期间，李光弼建议分兵围逼魏州，各个击破来援的叛军，鱼朝恩却不予以采纳。

整个战局，唐军并非没有胜算的机会，乾元元年（758年）十月，郭、鲁、季、崔等部，先后从杏园北渡黄河，与李嗣业部攻破卫州（今河南卫辉），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被俘。

随即唐军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叛军，先后消灭了3万余人，却说这个肃宗，虽然治军无能，却真是能够开玩笑，浩浩的九个节度使，地位相同，职务平等，他们互不统属，当然就没有节制关系。如果能够乘胜追击，胜负的结果也许就会改变。

而鱼朝恩呢，名为监督实为统帅，却又不懂得带兵打仗，如此的战法操盘，其实是尚未出征讨伐，胜负十分早已定型了九成半。

直到次年（759年）正月，史思明见唐军围困邺城四个月不下，这才从魏州向唐军逼近，展开了攻守大战。战役开始后，官军的将领们互相观望，进退失据，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形不成强有力的战斗力。而史思明踌躇满志，先是出其不意劫去唐军的粮草物资，接着又采用声东击西战术，与安庆绪里应外合，亲率精兵5万，与唐军李、王、许、鲁等部激战，双方伤亡惨重。郭子仪率援军虽至，然而尚未布好阵势，突然间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直刮得天昏地暗，大树连根拔起，咫尺对面不辨敌我。

而作为观军容宣慰使的鱼朝恩，早已是望风披靡，狼狈不知踪影，导致唐军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丢弃。郭子仪只好退守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退归本镇。

纵观此战，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迟迟下令攻讨，而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没有统一节度；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终于酿成一次大溃败。而宦官鱼朝恩长期以来妒忌郭子仪，所以趁机向肃宗谗言，把邺城之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郭子仪身上，并在肃宗面前添油加醋，说了郭子仪不少坏话。

肃宗信以为真，不问青红皂白，遂于乾元二年（759年）七月，一纸诏书将郭子仪召还京师，轻轻松松地褫夺了他的兵权，让其回朝赋闲待用。同时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光弼代领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率500亲兵，赴洛阳统帅朔方军。郭子仪的兵权虽被剥夺，但依然以大局为重，忠心于朝廷，没有半点怨言。

中国人历来有同情皇帝的怪癖，但凡论起皇帝的是非曲直来，只渴求盛世能够得到一位明君，而对于昏君的无能失道，多是一笑置之，从来不置可否。因此上若论及朝政不兴时，我们常常会说到是奸臣乱朝、淫妃乱宫之过，却很少有人把形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归咎于皇帝的身上。

按说如此荒谬的邺城败局，责任首先应归咎于肃宗谋略有误，然后应怪罪于鱼朝恩指挥无方，但昏庸的肃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竟然对鱼朝恩封官加爵。奸诈的宦官奸诈的言，昏庸的皇帝昏庸的事，冲锋陷阵、智勇双全的郭子仪，倒成了这次邺城战败者名副其实的替罪羊。有一句成语，叫作一丘之貉，比喻坏人之间彼此相同，没有多大的差别。虽然话不大好听，但是用在臭味相投者之间，却也是逼真形象，恰如其分。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死灰复燃，渐成气候后，就效仿起安禄山，选了正月初一作为黄道吉日，在魏州僭称大圣燕王，年号应天，然后率军南下，于邺城为安庆绪解除了威胁。史思明盛气凌人，自认为立下了盖世之功，便杀气腾腾逼迫安庆绪拱手让位。

有后人曾比喻，说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构成了安史反叛集团的显著特征，确实是一针见血。安庆绪弑父篡权不及两年，又被史思明用白绫勒死，连同诱杀了他的四个弟弟，还有高尚、崔乾佑等安家班底，以及3000亲兵，通通一个死字结束。

大功告成，万事俱备，史思明带兵进入邺城，收集部众，兼并其军，留下儿子史朝义驻守，自己则耀武扬威地退回范阳，重新去构架朝廷班底，建造宗祠社稷。

乾元二年（759年）五月，史思明更国号大燕，自称应天皇帝，年号顺天，立辛氏为皇后，封儿子史朝义为怀王、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将军，改称范阳为燕京，堂而皇之做起了大燕皇帝，补谥安禄山为光烈皇帝。当听说郭子仪被免去官职夺了兵权，史思明不由得暗自称快，遂于九月起兵，南过黄河攻取河南诸州。

守卫东都的李光弼，接连吃了几个败仗后，只得放弃洛阳，退守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南）。

史思明占领洛阳后，怕李光弼攻击其侧后，也退至洛阳东面的白马寺，与李光弼隔河对峙，两军相持一年多，彼此也没有分出个胜负输赢来。

李光弼不愧盖世名将，他在经过一段观察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天都会被赶到黄河里洗澡。李光弼便心生一计，也可谓算是巧施“美马计”吧。他挑选军中母马500匹，把它们的小马驹留在城内，然后将其全部赶到黄河北岸。母马因为挂念城中的小马驹，所以就长嘶不已，而史思明的战马都是公马，听到母马的嘶鸣，都跑到了黄河的北岸，全部为唐军所获。

李光弼决定向史思明发起进攻，并事先靴内藏刀，对将士们说道：“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三军立誓死战，宣誓声撼天动地，气壮山河。

有河东方言说是：“不怕赶不上，但怕刚赶上。”说来也是巧妙，南岸叛将周挚，率大军前来进攻河阳北城。

李光弼登城观察后，对诸将说道：“贼众虽多，但阵形紊乱。日中即可破贼也。”随后分派了任务，并规定诸将要依令旗行动，若缓缓摇动令旗，各部将可以见机行事；如果急舞令旗至第三次，则必须立即拼死冲锋。

交战不久后，李光弼见叛军气势稍微松懈，便紧急舞旗三下，诸将摇旗呐喊，如滚滚洪流汹涌澎湃。叛军抵挡不住，顷刻间全作鸟兽散，当即被斩及俘虏一万余人，另有一千多人被河水淹死。河阳之战的胜利，不仅显示了李光弼杰出的军事才能，牵制了史思明的主力部队不敢西进，而且保障了潼关和长安的安全。

上元元年（760年）正月，肃宗加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曾经写道：“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对于此，不敢苟同的。这个评价，至多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并且出自于西方人的眼光。

不过史思明部下兵将，确是安史叛军中最精锐，也是最残暴的队伍，他们每攻陷一处郡城，都要杀光城里的老弱男丁，遍抓壮丁为挑夫，把妇女奸淫殆遍，表现出凶淫无比的本性。魏州一役，史思明的军队，一天就杀掉3万多人，平地里流血数日。他在称帝之后，为了蛊惑官军，派出间谍四处扬言，说自己决定返回范阳，用以诱骗唐军主力出来决战。

有利不起早，何来夜行人？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来史思明的企图，但是大太监鱼朝恩想借机树立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就力劝肃宗下令各军进攻叛军。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久居深宫的肃宗，轻信宦官鱼朝恩的谗言，诏命李光弼冒险进攻洛阳。李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末可轻进。”肃宗不听。

李光弼被迫无奈，只得留李抱玉守河阳，自己率领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会同鱼朝恩去进攻洛阳。

不料仆固怀恩妄自称大，不听李光弼劝阻，放弃城北山，改在平原布阵，结果导致一败涂地，不得已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邙山的惨败，导致河阳、怀州等军事要地，尽归史思明占领，黄河两岸的相持局面不复存在，关中长安也岌岌 可危。

正义必然要战胜邪恶，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史思明已是恶贯满盈，死到临头了却浑然不觉，他歇斯底里地进攻陕州，却被唐军挡在姜子坂一带。这次出战不利，史思明退守永宁，下令修筑三角城，并且限期一个月时间完成。其长子史朝义率军士日夜苦干，仍然未能按工期完成。史思明大怒，扬言要杀史朝义、骆悦等大将以立军威。

史朝义非常害怕，骆悦等人也因惧怕被诛，力劝史朝义先下手为强。当夜，史思明宿在营中，由其亲信曹将军卫。史朝义将其招来，说明了行事目的，曹将军见其势“不敢拒”。夜半时分，骆悦等人提刀闯入，不由分说劈死数人，把史思明捆了个结实，幽禁在柳泉驿内。

为绝后患，他们伪造史思明诏书，推立史朝义继位，然后勒死了动辄就要人命的皇帝。同安禄山下场一样，史思明也是被长子杀死，成了又一个不足两年的短命皇帝。

据史料记载，史朝义杀死史思明后，用骆驼将其尸体从洛驮回范阳，根据出土玉册记载，宝应元年（762年）五月十八日丙申，史朝义才宣布史思明遗诏，并为他发丧下葬，谥号为“昭武皇帝”。肃宗似乎也忽然如大梦初醒，赶紧任命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以山之败罪在仆固怀恩，同时拜李光弼为侍中兼河中节度使，进攻史朝义军。李光弼先克许州（今河南许昌），活捉叛军将领李春，再入徐州（今江苏徐州）。

宝应元年（762年），史朝义侵犯河南，围宋州（今河南商丘），诸将以寡不敌众为由，建议李光弼退保扬州。李光弼驳斥道：“朝廷倚仗我，我再退缩，朝廷还有什么希望？”于是进驻徐州，向史朝义发动进攻，迫使其解宋州之围，他因功晋封为临淮郡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辉煌之后是暗淡，常使功臣独自寒。历史上的李光弼，在战场上是冲锋陷阵的勇将，但是在阿谀奉承、逢迎拍马上面，却还是一位没有道行的门外汉。

在唐朝太监做监军是惯例，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劳，必然要贬低前线作战的将领们。这些半男不女的太监们懂得什么，但是他们却代表了朝廷（政府）和皇帝，对战将们处处加以阻挠，动辄掣肘，致使王师往往功败垂成。

代宗李豫即位后，宠信太监程元振、鱼朝恩之辈，两人皆与光弼不和，力图中伤排挤他，而对于李光弼这样一位功高震主的人物，代宗的猜忌是不可避免的。从此，李光弼对这些没有男根的太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自镇临淮二三年间不敢入朝，久之忧惧交集，羞愧成疾。弥留之际，他下令把获赐之物，全部分发给诸将，一代良将就此结束了其悲壮的一生。“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忠臣良将的共同命运。

回首那段不堪的往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李光弼自始至终参加指挥大军，一直是唐军平叛主将之一，发挥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他战略高瞻远瞩，战术当机立断，指挥唐军歼灭叛军有生力量，为平息安史之乱立汗马功劳，《新唐书》称赞他是“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是奸宦当道，忠臣难行，李光弼虽然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功劳盖世，背地里却遭到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的嫉妒和陷害，因此平叛以后很不得志，终于忧郁成疾。

广德二年（764年）七月，李光弼在徐州病逝，享年57岁。代宗遣使吊恤其母，追赠为司空、太保，谥曰武穆，诏百官送葬至延平门外，墓在今富平县觅子乡别家村西北约1公里处。

叛军的存在与四处折腾，总是肃宗一块不去的心病，尤其是上元三年（762年）二月洛阳的失守，河东接二连三发生叛乱，河中观察使李国贞、河东节度使邓景山等人相继被部下所杀。

肃宗闻之，害怕这两支军队与叛军联合起来，自己的皇帝宝座将被推翻，而后辈将帅之中又没有能力弹压，迫不得已才又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众朝臣的极力举荐下，肃宗决定启用郭子仪，任命他为兵马都管使（京城守备长官），然而诏令却被鱼朝恩扣下秘而不发。

肃宗对此居然听之任之，一筹莫展，可见宦官们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后来宦官们与皇后张良娣勾结，害死了太子建宁王李倓，又将玄宗赶出兴庆宫，导致朝中四分五裂，分崩离析，肃宗才再一次想到了郭子仪。

也许是人之将终，才明白了许多处世事理，皇帝也是一样的。宝应元年（762年），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又逼近首都，肃宗才有所感悟，不顾奸宦们的极力阻挠，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府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进封汾阳郡王，驻守绛州（今山西新绛）。当时肃宗身患重病，下诏不与百官相见。

郭子仪受命后，准备辞朝赴镇任上，遂向肃宗请求道：“老臣受命出镇，或将死于外；没有见到陛下尊容，将会死不瞑目的。”肃宗闻之，泪沾御衣，命人将郭子仪引于内寝，恳切地嘱托道：“河东的事情，全都委托给卿了。”并赐他御马等物。郭子仪呜咽流涕而出，到达治地后，诛杀为首作乱的王元振数十人等，从此河东诸镇将帅皆遵奉国法，不再犯上作乱。

不久发生宫廷政变，太后与太监互相争斗杀戮，肃宗惊吓不止而死，代宗李豫继位，纪元改为宝应。宦官程元振自认为有拥立之功，又担心老将难以制服，所以故伎重演，多次进行离间诬陷。不久郭子仪被罢免副元帅之职，充任肃宗山陵使，督建皇陵。

郭子仪当然明白代宗心思，遂将肃宗所赐的诏书1000余件全部奉还给代宗，以表明自己对圣上的忠心。代宗看后有所感悟，心生惭愧，自诏说道：“朕不德，治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疑。”此时史朝义仍占据洛阳，代宗在危亡面前，任命雍王李适（即德宗）为统兵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围剿史朝义。两人齐心协力，率领大军一鼓作气，很快就攻下了洛阳城。

树倒湖狲散，史朝义率其残部退出洛阳，狼狈地逃往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一路上如同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惶惶不可终日。

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亲信田承嗣、李怀仙等叛将，眼看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纷纷献莫州、范阳向朝廷投降，并遣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眼见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是溜进树林里自缢身亡，被部将取走首级献于朝廷。至此，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范阳起兵始，到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朝义被杀止，历时7年零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这场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虽然仅仅折腾了七年，却使中原动荡不安，千万条生命死于军乱，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而且尽管衍生在唐朝皮肤表面的毒瘤给予清除，但是癌细胞已扩散到了它的整个肌体里面，甚至可以说是病入膏肓，已无可救之药了。自此，兴盛一时的唐王朝逐步没落，与之而来的是奸宦专权、藩镇割据、吐蕃侵扰以及党争之祸的时代，唐王朝的盛世一落千丈。

历史证明，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赫赫盛唐的历史，分为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百余年帝国的雄风不再复返，最终被推上了不归之路。

不过瑕不掩瑜，这一切瑕疵抹杀不了郭子仪的辉煌业绩，他不愧为再造唐朝的首席功臣。自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郭子仪即以朔方节度使参与平叛战争，在七年多的抗战中，他力挽狂澜，屡战屡胜。

肃宗即位后夺回潼关，收复两京，主要依靠的就是郭子仪和他的朔方子弟兵。

安史之乱平定后，郭子仪先后出镇河中（今山西永济）、邠州（今陕西彬县）等地，防御边境捍卫京师，虽兵弱将寡仍屡败敌军，确保京师安全无虞，关中百姓免遭涂炭，故史书上述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

代宗曾对郭子仪感叹道：“我因为任用爱卿太晚，所以才落到这个地步。”并赐他铁券，将其画像挂在凌烟阁上。

北宋范仲淹挥笔写道：“令公名望冠萧何，菖毫储勋汝更多。心服蛮夷都将相，身扶国祚宰山河。钧衡屡秉分轻重，鼎鼐端居召致和。国像凌烟为 第一，名镌金石永难磨。”

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在历代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惟郭子仪一人也。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他力挽狂澜，平定了安史之乱，居功至伟，但他始终忠勇爱国，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享有极高的威望。安史之乱后，由于代宗宠信宦官，猜疑功臣姑息藩镇，致使许多节度使拥兵自重，与朝廷貌合神离。

然而作为再造唐朝的栋梁之臣，郭子仪始终为国效忠别无二心，有诏唤即赴命征守，有疑惑即可就解甲归田，真正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处处合于老子的“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经大法，史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实在是难能可贵。后被诏封为汾阳郡王（今山西汾阳），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哀荣终始”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人臣之道无缺憾焉。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继位，郭子仪被调回朝廷担任太尉、中书令，又充任皇陵使，赐称“尚父”，并加食邑至两千户。

建中二年（781年），郭子仪去世，享年85岁。

史书载：“帝悼痛，废朝五日。诏群臣往吊，随丧所须，皆取于官。赠太师。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门，哭过其丧，百官陪位流涕。赐谥曰忠武，配飨代宗庙廷。着令，一品坟崇丈八尺，诏特增丈，以表元功。”有人写楹联评价道：“退老一隅，无武力，无事权，而负天下众望者此；功传百世，有战绩，有树立，试述世上数代人何？”

这不是人为的吹捧，而是老百姓的肺腑之言，可谓是鞭辟入里，盖世无双。

山脉依旧巍峨，江河依旧长流，然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纵然是长命百岁，最终也不过冰消雪释，成为过眼云烟。

郭子仪之所以为后世歌颂怀念，不仅是由于他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历史上的清官贤吏，无不是能切实为百姓谋取利益的忠臣，真正为江山社稷驰骋疆场的良将，他们无不由于自己的为人、政绩和所获得的拥戴和声誉，使那些企图诋毁诬陷他们的人难以得逞，即使时常遭人嫉恨，甚至被皇帝怨怼，却能始终稳居高位，寿终正寝。郭子仪无疑是忠臣良将的杰出 代表。

客观地评价清官良将的现象，他们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封建制度的忠实捍卫者，他们对皇上忠心耿耿，有权力而无野心，讲实干而无妄言，实际上是些用着放心安心（尽管有时不舒心）的臣属。他们的为政的道路不论多么坎坷，也不管岁月怎样的无情，永远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始终都在孜孜不倦地做着为国为民的事情。

由此可见，诸如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忠臣良将，他们之所以能善始善终，从根本上说是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而纵观那些奸贼佞臣们，他们生存的唯一宗旨就是欺君罔上，尽管他们的手段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只有一条，那就是投其所好。设若皇帝开心了，随口说道：“西瓜能做门墩。”他们必然会答道：“美美的。”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断送江山社稷。设若不信，那么就请翻阅五千年华夏历史，有哪位贪官污吏能够逃脱这样的命运。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道：“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满目皆是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说明经过这次战乱，广大人民全都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

同时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从此后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政权，安史的余党们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独霸一方，这种状况成蔓延之势，后来遍及全国。

安史乱起的祸害，也造成唐王朝分崩离析，自己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朝廷派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前去追击。

仆固因与唐王朝素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他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着河北地区，于是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卢龙（今河北北部），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廷”，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他们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称王称帝，与唐王朝貌合神离，分庭抗礼，直到唐朝灭亡，这种现象都没有终止。

而且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200百户以下。政府无力承担重负，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

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140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83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使得社会凋零，民不聊生。

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促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形成唐中叶农民反叛的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浙东袁晁之乱，浙西方清之乱，以及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等等。

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虚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政权更加岌岌可危。

歌台舞榭，才子佳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透过微开的时代天窗，窥看亦真亦幻的历史真相，送给我们的答案是：昨天的历史，无疑是由人们来创造的；而未来的历史，也应该是由人们来书写的。因此我们手捧史册，温故知新，学以致用，就需要借助昨天的那面镜子，折射出今天或者明天的影像。如今，此卷遥述安史之乱，虽然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书中的是非曲直、人物纵横也都已成为过去，但是我们应该去总结历史变兴替的内在规律，得出人生的真谛来。

对于大多数战争来说，只是让某些人得到了成功的光环和政治资本，但让社会和人民承担起了更多的痛苦与灾难，安史之乱正是如此：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安禄山、史思明自取灭亡，而使得社会和人民，陷入了永无宁日的动荡和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好的东西古人如此，今人也是亦然，我们如果要领悟昨天的精髓，就应该静下心来细加分析，以史为鉴，以人为本，从中总结是非曲直，以便避免重蹈覆辙。如此而言，安史之乱留给后世的教训与启迪，让今之读史者依然触目惊心，嘘叹不已。

虽然人类不需要战争，但是战争并不会悄然离开人类，不过人类有能力制止战争——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在为这个世界感叹的同时，也应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祈祷。读史，真的可以使我们后人增知识，长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