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苦难的中国就陷了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路军阀在背后的列强支持下，为争夺权力和地盘经常大打出手，而军队和财政是他们的命根子。我们知道，当时的海关税已经在“庚子赔款”中抵押给了联军各国，因此从北洋政府到各路军阀，只能自寻财路，那么，他们都采用了哪些手段呢？

各地军阀们其实就是土皇帝，追求的自然是“家天下”，军队和钱财既是“政府”的，也是私人的，所以他们的军费来源和开支仍然是不分彼此，袁世凯曾向五国银行集团借款，拿到钱后直接将其中的2000万大洋存入自己的私人帐户，再弄到青岛的德国银行转存。

比如靠贿选当上“大总统”的直系军阀曹锟，据称身家达到5000万大洋，折算起来约有六亿元的资产，就算进不去“福布斯排行榜”，也绝对是巨富了。接替袁世凯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所发的横财是“数万万”，估计冯巩看见都得吓着；徐世昌也达到这个数字，张作霖稍逊，也足有“万万”。军阀混战、军队增加、军费巨增时，指望军阀们把揣进腰包的私财拿出来是不现实的，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顺便普及一下“大洋”与现今货币的大概比率，在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是非常“硬通”的，有专家测算过，根据各地经济水平的不一，一块大洋在上海相当于60元人民币、在广州相当于80人民币、在北京相当于120元人民币，而在经济落后的东北，价值高达200元人民币。

1921年华北大旱，“东北王”张作霖借“赈灾”之名强迫东北农民以半价向奉军出卖粮食，然后由他组织手下到北京和天津售卖，一转手就是三四倍的差价，每天的纯利润高达9000大洋，只要手里有兵有权，各路军阀们多的是搂钱的办法，常见的六种方式是：

第一，对统治区域征收苛捐杂税。

为什么军阀都追求扩大地盘呢？为什么都喜欢抢占富庶之地呢？无它，税收来源的大小决定着军阀的硬实力。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田赋可以一年两征、三征、四征，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征。刘文辉刚刚征收了田租赋税，可转眼功夫又被刘湘赶走，而刘湘对刚刚征收过的田租赋税根本就不予承认，这样，贫苦百姓只得勒紧肚皮再交一次。最耸人听闻的是灌县和安县，灌县预征到了1991年，而安县则预征到了1993年，这就是疯狂的“刮地皮”。

第二，向列强和财团、银行等借款。袁世凯以盐税、关税为抵押，仅1912年“善后大借款”一次就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债2500万英镑，年息5厘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3597英镑。张作霖向日本举债的“西原借款”也达到1.45亿日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第三，利用地理条件走私和贩毒。

地处边陲的西南军阀则主要依靠走私和贩卖大烟来筹集军饷,居然也“刺激”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云南当时盛产鸦片,所谓“云土”的质量更是远近驰名，穷兵黩武的唐继尧就曾大肆出售烟土牟取暴利；包括新桂系军阀李白黄的崛起，很多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他们治理广西的资金来源，相当一部分是“云土”路过广西运到广东的过路费和运输费。

第四，利用权力在当地卖官卖爵。

曹锟在河北保定举办六十大寿，顺便封官许爵，北洋政府各部门大小官吏、高级军官、平津及河南河北两省富商均到场贺寿，自然厚礼相送，所收礼金和贿金据称“总价相当于中人之产千余户”，这几乎是一个民国中小型城市的民间资本总额了。

第五，直接创办银行进而滥发纸币。比如奉系军阀的分支“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取得山东统治权后，于1925年9月在济南开办“山东奢银行”并代理省财政金库，大肆滥发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公债等，督鲁三年前后共发行金库券1600万元；银行累及发行钞票2300万元。

第六，开办公司“官倒”和挖掘矿藏。这就属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了，管理海岸线和港口城市的军阀，可以不受限制的倒卖军火、奢侈品等洋货，那占据山区的军头就可以挖煤矿、挖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