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件小事，解决得好坏，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那么太平天国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呢？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军就实行供给制，私有财物归公，交给圣库(公库亦即国库)统一分配，吃“大锅饭”。

军队在战争中实行供给制，保证官兵有饭吃，可一心一意去作战，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后来把它理想化，写进《天朝田亩制度》。按照他们的设想，全社会以25家为一基本单位，在有田同耕的基础上设立国库，粮食和其它产品，除留足各家食用外，剩余部分上缴国库，统一管理，平均分配，旨在让天下人人饱暖。

当时，太平军忙着与清军争夺城市，不可能跑到农村去平分土地，搞这种理想化的改革。然而，他们在自己的国都天京做过这种试验。太平军驻守天京以后，采取强制性手段，对城内居民实行军事化管理。居民的家庭取消了，财物充公了，男的进男馆，女的进女馆，父母子女不准团聚，口粮由天朝圣库配给。粮食充足时，一个星期，每25人可领米200斤，油7斤、盐7斤，略给菜金。粮食不足时，减半发给，甚至停发，全城军民喝稀粥，敢私吃干饭者斩头。

天京分配“大锅饭”不是一锅，而是有若干锅，锅内是平均主义，而锅与锅之间可仍然是不平均的。例如按照规定，每日要向天王送肉十斤，其余官员依次递减，到总制这级官员仅给肉半斤。居民想尝肉味，可到北门桥先锋馆报名充当敢死队，那里每逢礼拜日人均给肉一斤。实际生活中，等级悬殊日益大得惊人。

李秀成有过一幅寝殿联，其中说：“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斯为健者”。对联写得气势磅礴、雄壮豪放，可谓是对天国领袖治国方略的精湛概括。毫无疑义，马上打天下乃时势所迫，是对的，但是以治军的方法治国安民就势难持久了。

不久，天京居民尽管是在刀剑逼迫下吃“大锅饭”的，但仍然无不怨声载道，指责这种过激的做法是害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1854年5月，东王杨秀清发布诰谕，劝慰人们为天国的神圣事业作出牺牲，忍受目前的痛苦境遇，还许诺推翻清王朝以后，恢复家庭生活，让大家过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

然而，许多居民听不进，大逃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天朝包揽天京居民的吃饭问题，每月需发放米粮30多万石，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时缺粮太多，人们实在饿不住了，天朝就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有允许放许多妇女离开天京这座大军营，以减轻缺粮的可怕压力。困境和危机很快迫使天国领袖不得不允许全城军民恢复家庭生活，圣库制度也随之名存实亡。然而，官吏和军队是要靠国家供养的，他们的吃饭问题仍需解决。

天京的粮食来源于战场，这是铸成天国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平军虽然能够凭借刀剑争夺城市，但是没有学会有效地控制和治理广大的乡村，因而不可能真正掌握这座大粮仓。太平军西征两湖和东征苏杭的首要任务，就是运用刀剑采集粮草喂养天京。他们占领过长江中下游区域的不少城市，但是由于没有农村作依托，便很快被清军分割包围，变成一座座粮尽援绝的孤城，连自己都勒紧裤带，要想养活天京就更困难了。到了后期，随着皖赣鄂战场和苏浙战场的分崩离析，以及湘军逐步缩紧对天京的合围，天京就渐渐饿昏了。

国难当头，对于昏庸贪婪之徒来说，却是搜刮钱财的时机。那时，洪氏兄弟(仁达，仁发等)执掌实权，天国朝政日渐荒唐、腐败。他们不是想方设法喂饱天京官兵，而是挨家搜刮钱财养肥自己。有些官员打算自谋出路，设法出城买粮救饥。洪氏兄弟下令：“凡出城买粮的人，必须先买通行证：买粮回来后，必须纳税。“这种荒唐做法，等于自绝天京的粮路。

天王洪秀全深居简出，幻想从上帝那里寻求救危济困的良策。李秀成赴门劝谏，说：“湘军围困森严，内无粮草，外援不来，京城不、能保守，只有让城别走，才能找到生存之路。“洪秀全大怒，说：“联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还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天上的天兵多如水。”然而，这等豪言壮语却不能当饭吃。

《旧约·出埃及记》里，讲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以后，困在旷野里，吃了40年上帝每天降下的粮食”甜露”，终于渡过难关获救。洪秀全从中得到解决天京吃饭问题的启发，下令全城官兵采集野草在他看来这正是上帝赐给的“甜露”，说“全城都吃甜露，可以救饥。“据说，他自己也吃“甜露”，结果得病归天。

靠吃野草而与天京共存亡，其英勇精神可歌可泣。然而，天京官兵正在饥饿中苦苦挣扎。城内风气日益败坏，盗贼蜂起，一到晚上就炮声不绝，抢劫杀人。天京街头甚至出现卖人肉的惨事。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了已经饿倒在地的天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