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过争议。中国因为拥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这方面的论争就更加激烈。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就在学习西方现代文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等，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今天看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张之洞认为只有走现代化之路才能保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劝学篇》开宗明义，说：“当今中华诚非雄强”，若不变法，必然要像印度、越南、朝鲜那样亡国、沦为殖民地。到那时，中国的“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残守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因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知耻”、“知惧”、“知变”、“知要”（如何变法）、“知本”（哪些传统的东西需要坚持）。他认为“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无论是“征之经”，还是“征之史”，还是“征之本朝”，典章制度无一不变，所以因时变法乃天经地义。他主张在学习西方文化时，须“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都需要中国认真学习。即便议会政治，在中国“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之后，也可“议之”。张之洞强调，就目前的“救时之计、谋国之方”而言，“政尤急于艺”，学习西方的体制更急迫、更重要。

自甲午战争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人人都认识到中国的贫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卑主义开始抬头。对此张之洞认为，身为一个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文化。“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西方国家的学校都要学习古典经文，“示宗教也”，小学也要学习拉丁文，“示存古也”，都重视历史与传统。所以，中国学习西方之时，必先“固本”，要让人们“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如果做不到这点，盲目西化，“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如果那样的话，“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张之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传统文化铸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必然会丧失民族的灵魂，必然会造成文化的毁灭。这样的民族也实现不了现代化。因为一个丧失了理性精神、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弃如敝帚的民族，又如何能够认识到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

张之洞并不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全无糟粕，他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流派，各有长短，诸子驳杂，虽然各有一定之理，但亦有很多难以见容于今世的内容，很多主张如果“施之于今日必有实祸者”，但是“瑕不掩瑜”，其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欲通学术流别，增益才智，诸子百家“未尝不可兼读”。不过张之洞认为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最有价值，所以要以《论语》《孟子》为“群经之权衡矣”，要以其为“读诸子之准绳”。张之洞特地批评了康有为遵奉的《公羊》之说，认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张之洞主张要“治要而约取也”。在孔孟时代，经籍不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但是“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而且在需要现代化的今天，“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所以张之洞本着“致用当务为贵”的原则，按他的说法“损之又损”，分经学、史学、诸子、理学、词章、政治、地理、算学、小学等，开列出了一批基础书目，张之洞认为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读书籍。不过，以今人的目光看来，张之洞所开列的书目数量仍然过于庞大。

对于新、旧学的关系，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也就是说中学主要起教化的作用，要通过中学，让人们接受基本的传统道德教育，并热爱自己的国家等等，应该说此言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张之洞主张在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中，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地、政治等是旧学，而西政、西艺、西史等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认为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时，对中国固有的东西要有变有不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也就是说不能抛弃的是中国人的基本伦理、基本精神。

由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年事已高、且身居高位等因素，张之洞的主张也有一些保守，对于西方现代社会也有某些误解之处，诸如他反对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将民权说视为无政府主义、极力替清政府开脱等等。但其主张总体而言是稳健的、改革的，反映的是一种理性的声音，其中的很多论断已经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姚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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