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一部讲述军阀趣史的电影，其中那个奇葩断案的搞笑军阀，历史原型就是在抗战中畏敌如虎弃城而逃的原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韩复榘。

笔者没看过那部电影，也知道关于韩复榘的段子很多，同样一首打油诗，有人说是张宗昌写的，也有人说是韩复榘写的，一时间让人真假难辨。

根据相关回忆文章来看，韩复榘写打油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毕竟还是念过几年私塾的。

韩复榘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算“名人”，所以在现存的文史资料中，又不少关于他的记载，咱们今天不聊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只谈他在山东如何打响马、抓小偷，以及他整治响马和小偷的手段，是残忍还是搞笑。

1946年，老蒋在山东成立绥靖指挥部并任命王耀武为主任，何思源、庞镜塘为副主任，济南战役后，王耀武和庞镜塘被俘，并分别于1959年和1960年特赦，而何思源因为调往北平任市长而不在其中。

何思源积极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进程，并在解放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全国政协会刊编辑部工作，多年后又跟王耀武、庞镜塘等人成了同事：王耀武、杜聿明、黄维、沈醉、文强等人特赦后，都当了政协文史专员，他们写的回忆录，大多发表于政协刊物《文史资料选辑》和《纵横》杂志。

也正是从这些当年的高级官员、将领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韩复榘的趣闻，其中以何思源的《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最为详尽：“我和韩共事八年，经过不少的明争暗斗，彼此间在几种事务上竟达到一定程度的谅解。人们固然称韩复榘为山东军阀，但也有不少人骂我是山东学阀。”

何思源称自己是“学阀”，当然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他在山东教育界耕耘二十年，与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人创建的国立山东大学，就是现在三所著名大学的前身。

何思源主管山东教育，韩复榘正在山东称王，当时韩复榘带来的心腹想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拍案而起，表示教育经费只能增加不能削减：“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韩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

何思源原以为会一拍两散，没想到韩复榘居然没生气：“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何思源和韩复榘后来八年的合作算愉快：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还扩充了省立剧院、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

何思源回忆：“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在开封见蒋，当场被扣，蒋召见我，开口先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等一些有关韩复榘罪状的问题，我说：‘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

有人说韩复榘没有文化，他老爹还让戏班子唱《关公战秦琼》，这当然都是不符合史实的：韩复榘上过私塾，一入伍就当了北洋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司书”，还给冯玉祥当过秘书。

韩复榘有文化，但可能不高，所以后来才有人编出了他写打油诗的故事，估计很多读者还记得他的几首“杰作”。

韩复榘的诗词水平如何，与本文无关，所以不再讨论，咱们还是来看看他剿灭响马和惩处小偷的方式有多离奇。

韩复榘行伍出身，对土匪一向深恶痛绝，当年山东响马多如牛毛，最后都被韩复榘收拾了：抱犊崮孙美瑶、蒙山尹土贵、聚粮崮王百川等打绺子多则数千少则几百，高密王二麻子、临朐四大个子、广饶刘永荃、坊子郝明珠，再加上四处流窜的郭马蜂、郭马藩、张黑脸、小白龙、草上飞、云中凤、八千岁、海砂子，韩复榘的命令，一度只在济南城好使，除了济南城，就是响马的天下。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和第十八辑刊发了原济南政府职员、在“特别侦谍队”负责录口供和整理案卷的王慰农撰写的《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韩复榘统制下的济南见闻》，那两篇文章详细记录了韩复榘的奇葩审案方式。

据王慰农回忆，韩复榘一开始还遵照老蒋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办案，后来就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了。

韩复榘入主山东，各路响马并不给面子，他们出没山林，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军队连他们的影子都抓不到。

韩复榘被响马弄得焦头烂额，一拍脑袋想出一个高招：黄三太和黄天霸能抓窦尔敦，俺老韩何不学一学施不全（施世纶）？

韩复榘说干就干，马上组建了一个侦探队，委任原为土匪的刘耀庭、张步云为第一、二两个大队的队长，这些人每天出入山林打探消息，后面是三个师正规军带着“钢甲车（算不上坦克，但防护力还是可以的）”跟进。

韩复榘打响马，又是招安又是劝降，但是到最后都是一个不留，比如珠山响马徐荣章乞求投诚，韩假意任命徐为特别侦探队第三大队队长，结果徐部开赴济南后，全被事先埋伏好的“侦探”撂倒捆好，拉到千佛山刑场枪决。

据王慰农回忆，仅在1931年，韩复榘就在济南集中杀掉了两股响马，一股一百五十多人，一股二百多人，第一次是“三人对付一人，将一百五十几名降匪绑起来同时枭首”，第二次是让投诚者进入一个小门，“门内以三个人一组手持短棍、毛巾、铁锤等待来者，来者进入小门后，就被一齐下手，掩口、挽臂、套颈，用铁锤猛力击碎脑壳，抛进深坑”。

韩复榘把山东响马剿灭干净，又盯上了境内的小偷。

正像何思源所说的那样，韩复榘既不克扣教育经费，也不贩卖大烟，他在山东“审案”，遇到“车”、“行”、“痞”、“脚”、“牙”、“娼”，一律先打五十军棍再说，贩毒者问都不问就拉出去枪毙。

1934年，韩复榘在“坐堂”的时候问到一起盗窃案，旁边的司法科长杨金标介绍案情，说一个小偷刚释放三天又因行窃被抓，韩复榘很奇怪：“为什么放他？”

杨金标回答：“判了三个月苦力，到期就释放了。”

韩复榘一拍桌子：“枪毙！今后小偷犯两次以上，一律枪毙！”

从1934年到韩复榘落马，山东各地的公安局（读者诸君不要误会，公安局并不是解放后才有的，当年山东也有公安局）一直宅执行一条韩复榘制定的“法律”：小偷初次被抓，释放时在其左臂刺上‘一’字，以后抓到刺有‘一’字的小偷，一律枪毙。

韩复榘在抗战中表现如何，历史已有定论，谁也不能将其洗白，他枭首响马、枪毙小偷的做法应该如何评价，那就要有劳读者诸君了：在您看来，对那些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响马山贼，应该如何处置？韩复榘抓到再犯的小偷就枪毙，这一招用在人贩子身上，是不是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