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积极筹划将朝鲜纳入征明的作战体系。丙子之役后，清朝三次征调朝鲜军队用于进攻明朝。

第一次，崇德二年（1637年），调朝鲜水师助攻皮岛。

第二次，崇德三年（1638年），调集朝鲜步兵五千配合清军劫掠关内。

第三次，崇德四年（1639年），调朝鲜水军和陆军助攻松锦之战。

出兵攻明是朝鲜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但两次被兵后的朝鲜内心更为惧怕清朝，因而在征兵一事上，朝鲜表面顺从，背地却极力拒绝清朝的征兵。

朝鲜内部的争论

皮岛从征后，国王李倧开始担心清朝将调朝鲜兵助攻明朝。在李倧心中“椵岛（皮岛）不过避乱之人······直据义理，极言其不忍为可也。”

李倧认为皮岛上的明军不可与明朝境内的明军相比，入边助清是朝鲜最不忍心的事情。朝鲜君臣对助兵一事极为在乎，甚至在清朝的征兵敕谕下发之前就已对征兵一事展开讨论。

崇德二年（1637年）3月，李倧召见大臣问道：“助兵清朝是最难遵从的事情，应如何处理？”

领议政金瑬答道：“从之则有不可忍，不从则必生大患，前头之事，大可虑也。”

吏曹判书崔鸣吉答道：“我若无辞而从之，则彼虽外悦，亦将云何······以文书委曲开谕，庶无触怒之患矣。”

李倧采纳了崔鸣吉的建议，决定派谢恩使李圣求去沈阳呈递文书请寝征兵，但李圣求因害怕未敢呈递文书。

助兵一事始终是国王李倧的心中大患，8月，李倧再次说道：“助兵事，思之气短，彼虽生怒，何忍为之？”

崔鸣吉表示调兵进犯明朝是“背理逆天”的行为，李倧决定派崔鸣吉为谢恩使入沈阳呈递文书再次请寝征兵。

次年4月朝鲜还是收到了皇太极征兵的口谕，早先李倧已经因为文书一事受到皇太极的斥责和威胁，李倧知道出兵一事难逃。但此时李倧仍对明朝心怀希望，害怕因助兵清朝受到明朝的埋怨，便密令亲信之人将朝鲜不得已助兵清朝一事告知明朝水师统帅陈弘范。

朝鲜的推委和拖延

清朝的第二次调兵，是在崇德三年（1638年）4月，皇太极命朝鲜调集五千步兵，于6月前集合完毕等待命令。至7月，清朝见朝鲜无意发兵，令朝鲜陈奏使带敕谕给朝鲜国王，一面诘责朝鲜出尔反尔，无意发兵的行为，一面以质留在沈阳的两位王子相要挟。

收到诘责的敕书后，朝鲜仍未集结部队，而是为打消清朝征兵再做争取。8月10日，清朝以师期、军饷等事陈奏于清朝：“陪臣洪靌，赍到敕谕·····往来使臣，进贡方物，每有难运之忧，况望其千里转饷乎？”

朝鲜国王以极为恭顺的态度向皇太极表达感恩之情并认罪，随后表明已整束军队听候调命，紧接着说明朝鲜士兵的种种弊病和运输军资的难处，力证朝鲜兵不适于作战。

皇太极见朝鲜态度推委便责令世子从军，朝鲜这才调兵入送。至9月，朝鲜部队才进发至凤凰城，已远远超出清朝要求的期限。清将马福塔以“尔国之兵今无用矣”，将朝鲜部队驱回。

朝鲜以推委和拖延的政策逃过了清朝第一次调兵入边的计划。朝鲜军虽未如期抵达清朝，但清军仍如期入明作战，由此可见，皇太极征调朝鲜军队并非以军事目的为主，而是出于考验朝鲜和刺激明朝的目的。

征兵结束后，朝鲜国王李倧以违误军期遣崔鸣吉寄咨到礼部请罪。皇太极敕谕崔鸣吉：“朝鲜国王向来倾心归服······此时罪之轻重尚未可预定也。”皇太极的答复无疑是在暗示朝鲜治罪轻重取决于朝鲜后续的态度，希望朝鲜今后能有所改正，更为顺服于清朝。

清朝的第三次调兵，是在崇德四年（1639年）6月，清将马福塔将征调朝鲜兵及助粮事告知朝鲜国王。朝鲜王廷围绕征兵一事再次展开讨论。益宁府院君洪瑞凤说：“臣子道理，岂可使君父入不测之地乎？”

曹汉英建议在世子归国后，元孙未出发之前，拒绝清朝征兵。君臣上下避入江华岛，百姓藏入山城，遣大将领兵屯守南汉山城和江华岛。

持此建议的还有河榏，建议趁世子归国、元孙未发之时，君臣避入江华岛，同清朝对抗，不可发舟师助战。检阅赵复阳也认为不可发舟师，可藏船于诸岛。

上疏曰：“今若罢遣舟师，追回元孙，急定大计······天降之祐，转祸为福，其不在此乎？”

兵曹判书李时白持相反意见，认为事已至此不可不出兵，但应将出兵一事事先密通于明朝。上密箚曰：“今此舟师，诚国家所不忍之擧，而事已至此，尙何言哉······惟殿下深思熟虑，无贻后悔。”

朝鲜国王不想与清朝对抗，也不想出兵助清，最后以国内牛疫严重为由婉拒。11月，清敕使传达太宗口谕：“马兵果不合于战用，唯水军六千名······军兵亦无战阵死亡之患矣。”

清朝改以只征水军，并说明征调来的朝鲜士兵只是用来围困锦州，并不会造成人员伤亡，望朝鲜放心从而着手整束入边部队和准备粮饷。朝鲜国内流传着清朝欲易立新王的传言，国王李倧不敢再拒绝出兵。

朝鲜将士们对出兵一事亦持反对态度。据朝鲜舟师上将林庆业驰启“中军别将，人人无不抵死厌避”。

朝廷犒馈赴沈军于慕华馆，命兵曹给以资装绵布，有一位士兵接到棉布后将其掷在地上，说：“此去吾当死矣,得此何为？”林庆业本人对出兵一事也极不情愿。

皇太极的目的

崇德五年（1640年）4月，林庆业率兵载米运往清朝，途中遇明兵船，与明人暗通，致使船坏粮没。朝鲜运粮兵船相继出现遭风沉没的现象，据朝鲜陪臣张立忠奏报：“闰正月以前漂没兵粮坐船七只······将领三员、水手二百五十九人尽行漂散，不知去向。”

清朝要求的十二朔粮几乎漂没殆尽，皇太极怀疑朝鲜是为了逃避出兵助粮而故意沉船，发布敕谕责其“恶念复起”。

3月，太宗遣户部参政硕詹往朝鲜安州督催领运水师五千名、解米一万包，限4月15日前速令起行。又命洪尼喀库礼率三十人与朝鲜水师将领同舟引道而行至旅顺口，限4月25日船只俱到大凌河、小凌河口。

由此可见，皇太极并非看中朝鲜军的军事价值，而是想以朝鲜军助为声势，吸引明朝的注意。4月17日，朝鲜总兵林庆业等率兵五千、船一百一十五艘，载米一万包起行。

朝鲜兵船被明朝截战败没后，皇太极只留下一千五百名朝鲜士兵，其余士兵从陆路放还。

皇太极对朝鲜推委出兵的处理是相对宽容的，并且并不在乎朝鲜出兵的具体人数及其在战场上的作用。清朝执意征兵于朝鲜实际上是以政治目的为主。

一方面，清朝在试探朝鲜的态度；

另一方面，清朝希望通过朝鲜出兵助战使明朝生恨于朝鲜，从而彻底断绝朝鲜与明朝的暗通往来和对明朝仍抱有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