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了“国强兵弱”的局面，也预示着北宋未来被挨打的命运。然而，却在科学文化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是史上少有的思想开放时期，文人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无论知识分子怎么作作，宋朝终其一朝，没有杀一个知识分子，可见宋朝文人地位之高。

北宋有很多标签，发达的科技，昌盛的文化，繁荣的艺术。诚然，北宋也存在着军事“积弱”，经济“积贫”等各种问题，特别是军事上，战斗力简直就是渣渣，被契丹按着打，连西夏也打不过。无论胜负，都赔款纳贡，可见财大气粗到了什么地步。面对这些问题，北宋也出现了许多改革家和保守派为富国强兵而献言献策。

这些人，都是北宋当时的大文豪，文学领袖。他们之间或许政见不同，在朝廷上针锋相对，私下里还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斗而不破，顶多就是被贬出京，不伤及性命，很多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来看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他们精彩的朋友圈。

范仲淹与欧阳修

范仲淹和欧阳修是这些人的前辈，他俩也是政治知己。范仲淹凭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留名千古。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范仲淹是北宋最早的改革家之一。宋仁宗时期，“景佑党争”中，范仲淹，欧阳修被称为“四贤”，被贬为外地。此时，欧阳修坚定地支持范仲淹。后来，西夏战事吃紧，宋仁宗意识到北宋必须急需改革，于是召回范仲淹，欧阳修。

在文宗的支持下，范仲淹主持了以“整治冗官，选拔贤才”为主要手段的“庆历新政”，欧阳修作为谏官是支持派，为他献策与鼓动。当时著名的清官包拯却站在了反对派的队伍。历时一年的“庆历新政”引起了保守派和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

此时，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被政敌攻击为朋党。后来，欧阳修专门写下《朋党论》来反驳，为自己脱罪，这是欧阳修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摇摆。此后，两人都被贬到外地。范仲淹年纪大了，退出舞台。他的变法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王安石。

欧阳修与苏轼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在政治上有这么高的地位，离不开范仲淹的推荐。欧阳修也是一个伯乐，他奖掖了曾巩，苏轼，还有王安石。其中，苏轼对欧阳修的感情最深。他俩都位列唐宋八大家。他和苏轼，韩愈，柳宗元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与苏轼，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诗词文学革新运动的战友，北宋朝廷的同事，也是感情深厚的忘年交。

苏轼考殿试时，欧阳修是主考官，苏轼的文笔惊讶了欧阳修。欧阳修以为这是自己得意弟子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写的。为了避嫌，把这份卷子判为第二名。就这样，苏轼的状元丢了。后来知道是苏东坡后，欧阳修后悔莫及。早已是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此后对苏轼刮目相看，不断提携和推崇他。从此，北宋又多了一颗耀眼新星。欧阳修诗词文学革新运动的棋手，苏轼则紧随恩师的步伐，成了一名闯将。

欧阳修被贬期间，把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他在滁州时写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后被召回朝。在此期间，欧阳修与宋祁共同修订了《新唐书》，后又以一己之力修了《新五代史》。宋神宗期间，欧阳修已是晚年了，极少参与政事。他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多有批评，但未执行。

欧阳修与司马光

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与宰相韩琦为政府代表，与掌管谏院的司马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司马光恪守儒家道德，丝毫不让。在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中，欧阳修与韩琦惨胜。尽管欧阳修与司马光政见不同，但是他们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他们相争的那几年，不约而同地保护了苏轼，他们都赏识苏轼。

欧阳修私交甚好的，除了司马光外，还有王安石。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时，欧阳修就看好他，推荐他任职，被王多次拒绝。王安石这个人比较有主见，不喜欢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只能做一把手，不能做二把手。

司马光与王安石

王安石在三司时遇到司马光，两人有众多的相似之处，惺惺相惜，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但两人治国理念却截然相反，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顽固守旧的保守派。司马光曾三次劝说他不要变法，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写出《答司马谏议书》的名篇。

宋神宗，立志富国强兵，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也就是历史上的熙宁变法。王安石，针砭时弊，抓住“冗兵”，“冗官”，“冗费”以及对外战事中屡战屡败等要害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神宗的支持下，排除万难，变法取得显著效果。原本空虚的国库，竟然积蓄了二十年财政收入。在对外征战中，节节取得胜利，灭吐蕃，收复领土，开拓千里土地。

然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还有欧阳修，苏轼也加入反对派中。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再次被贬，从此隐居江宁。

司马光，打死也不愿意变法，宋神宗惜其才，把他打发到洛阳写《资治通鉴》。十年后，宋神宗驾崩，司马光上台。司马光把这位老朋友的所有新法全部废掉。不仅如此，把曾经废掉的旧法一律恢复。王安石看见自己的成果被毁，心如刀割，老泪纵横，带着遗憾郁郁而终。受到当时党争的影响，王安石的著作突然被禁，千古名相，下场凄凉。

苏轼与司马光 面对司马光对新法旧法的一刀切，这时苏轼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客观地说明了新法中有利的地方。司马光拒不接受，苏轼再一次被贬。这些人中，苏轼的政治头脑是最差的，一会支持范仲淹改革，一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对司马光的一刀切颇有微词。他就是中间的骑墙派，奈何，他文学成就太高了。无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欣赏和保护他。苏轼对王安石和司马光也很好，他俩的谥文都是他写。

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几个人中，真正的政治家，只有范仲淹和王安石。职位最高权利最大的是宰相王安石，其实就是尚书省左仆射司马光。范仲淹和欧阳修最高位居参政知事。苏轼的官最小，还不如他弟弟苏辙。

苏轼文学造诣最高，他是千百年不遇的全才人物。在诗歌领域的最高水平，就是他和弟子黄庭坚，有“苏黄”之称。在词的领域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代表豪放派最高水平。散文领域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并称“苏欧”是散文最高水平的代表。在书法上，他与黄庭坚，米蒂，蔡襄并称为四大家。绘画领域，苏轼独具一格，是“湖州竹派”代表人物。苏轼在我国文学史上达到了又一高峰。

在北宋历史上，搅起政治风云的全是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文学地位就不用说了，位列唐宋八大家。司马光 一部《资治通鉴》让他名垂青史，范仲淹北宋文学革新先驱。都说清末民初是出大师的时代，北宋不仅出大师，还出大批文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