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与蒋家联姻后，其显赫程度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宋氏六兄妹中大姐宋蔼龄为首富，二姐宋庆龄是国母，三妹宋美龄是第一夫人，长子宋子文又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这四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坛。

宋氏兄妹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和他们的父母宋耀如、倪桂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都说梁启超教子有方，九个儿女个个成才，但和宋家比起来，显然又有些黯然失色。毕竟梁启超的子女没有一个在政坛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宋耀如和倪桂珍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呢？

第一，他们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宋耀如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个能干的父亲。早在1890年时他就在上海买了一块地皮，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房屋。最特别的是，宋耀如还在屋后开辟了一个菜园子，自己种植蔬菜，在这所中西结合的建筑里，留下了宋氏兄妹孩童时代的无限乐趣。

第二，他们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与培养。和一般的“慈母严父”不同，宋家是“慈父严母”。倪桂珍很会持家，对子女的照顾无微不至，培养孩子做事有恒心和良好的习惯。宋耀如虽然对孩子们也有很高的期望，但更尊重他们的意愿，重视他们天性的发挥，对儿女的管教，是慈中有严，严中带着爱与希望。

可以说，夫妇俩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但都能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在宋耀如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林肯、华盛顿式的人物，他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愿来培养儿女的。

为了这个愿望，宋氏夫妇制定出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全新教育模式，在充分施展孩子们美好天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各种技能的训练。自孩子刚会说话时，宋氏夫妇便对他们进行中英文的双重训练，因为他们坚信未来中国的领袖一定要学贯中西。

在父母的教导下，宋氏兄妹在入学前首先学习了认字和中文写作技能的训练，还认真练习书法，即保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兼西方新式教育，双管齐下。这种教育方式，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家庭要科学得多。

孩子稍长后，他们又将孩子送到了中西女塾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贵族学校，学制十年，大多由美国教师用英文讲授，包括算学、英文、物理和圣道四门课程，另外还有西洋音乐等选修课。

除了传授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外，宋氏夫妇还十分重视孩子们各种技能与意志的锻炼。为此，他们以各种方式，诸如野外徒步、忍饥挨饿等来训练年幼的儿女，父亲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影响子女。在技能训练方面，同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办报、举办家庭演讲会等等。

孩子长到十几岁后，宋耀如开始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有意识地带领他们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政治集会，希望孩子们在实践中受到更深切的爱国主义熏陶。倪桂珍虽然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却一贯支持着丈夫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资助，也默默地支持丈夫对儿女爱国主义教育。

值得说明的是，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还很严重的时代，倪桂珍对于儿女的教育，是视女孩一视同仁。她认为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因此宋氏夫妇很早就打定主意，等到他们长大后便送到国外留学。

在宋氏六个姊妹中，从小受到精心栽培的唯有三姐妹和宋子文，宋家的两个幼子宋子良和宋子安，则没有哥哥姐姐幸运，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宋耀如已没有太多的精力与心思来培养子女，也没有充裕的时间与他们相处，而且随着宋蔼龄生下孩子后，母亲倪桂珍忙于照顾外孙，也就耽误了两个幼子的教育。

尽管如此，宋家的六个姊妹还是先后赴美留学并全部学成归国，只是宋子良和宋子安日后的影响力远逊他们的哥哥姐姐。他们回国时，宋子文是政府高官，姐夫孔祥熙也在金融界担任数个要职，在哥哥和姐夫的关照下，他们顺利获得了商界或金融界的有利职位。

宋子良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理事兼总经理、中国银行董事、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宋子安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经理、国货银行董事、广东银行董事等职。但宋氏姊妹中，只有宋子安很少涉足政坛，始终在大哥大姐的庇护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