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不能断章取义，想当然地下结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则是这一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

明代刘六、杨虎大起义组织形式

农民起义军的组织形式，原来比较单纯。重要的首领都称大王，主要领袖如杨虎、李隆，则称大大王。下面的一般将领，则“各号称小头儿”。这些称呼，显然是沿袭“响马”的习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赵链、陈翰等人搞的改组，虽然保留了“大王”的称呼，但主要却采用了封建的官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居然效法明朝制度，建立特务机构东、西厂。赵遂改名怀忠，亦即对明朝皇帝满怀忠义之意。

刘惠、赵链分别称为“奉天征讨大元帅”和“奉天征讨副元帅”，这个“天”，当然也就指的是皇帝。至于上应武曲、文曲，也是同样意思。武曲星和文曲星下凡，为的是辅佐真命天子，这是民间流行的封建迷信传说。总之，赵链、陈翰等人想尽一切方法，表示自己不仅不是明朝皇帝的对头，而且是忠实的奴才。稍后，他们还置火牌，公然把起义军称做“官军”，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付旗联，既然出于赵链、陈翰等人之手，当然只能反映他们不反皇帝拥护明朝统治的立场。“混沌”，是朝政昏暗之意。这付旗联不外是说，现在皇帝受奸臣蒙蔽，朝政昏暗，他们起兵，就是要反贪官，清君侧，重振朝纲。只此而已。这和改组以后不久，赵遂向明朝统治者所上《乞恩辨明本》的意思是一样的，本中说：“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斩谏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国者。乞皇上澡雪精神，独断于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

一个向封建统治者“乞恩”和“辨明”心迹的人，能够提出“要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的口号吗？至于说这付旗联“和赵键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唱对台戏”，等于是说赵链自己在和自己“唱对台戏”，这显然是讲不通的。应该指出的是，正德六年六、七月间，两支起义军首领会商，提出要“以“建国扶贤”为名”。如果说这次农民起义提出过什么纲领口号的话，那就是“建国扶贤”。

所谓“建国扶贤”，实际上就是打算在南京拥立明朝宗室，自成一统，与北京朝廷对抗。刘惠、赵链的队伍进入河南后，曾收留一个自称唐王宫人所生的和尚，“置诸营中，欲资以为名号。后来，这支起义军还曾派人去山东约会刘六、刘七所部，“欲与共犯南京”，然还是为了实践原来的计划。“建国扶贤”，并不是要反对封建皇朝的统治，只不过是要求一个好皇帝，一个姓朱的好皇帝而已。这个纲领口号，说明皇权主义思想在这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中间占支配地位。

上面所说的赵遂等人的“清君侧”思想，反贪宫不反皇帝，也是皇权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和“建国扶贤”可以说一脉相通。正因为皇权主义思想在起义队伍中早就存在，很有影响，所以赵链、陈翰等人进行改组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反对或抵制。总之，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尽管起义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封建的纲领、口号，相反，倒是提出了反映皇权主义思想的纲领、口号。同时，也看不出起义队伍内部存在什么明显的路线斗争。

在我国历史上，各次农民战争是否提出反封建的纲领、口号，起义队伍中是否存在路线斗争，都应该根据有关记载进行具体分析。各支农民起义的客观条件不同，起义队伍的成分也有差别，起义领袖们的经历和思想状况更不一样，不能强求一律。

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以“剿”为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固然应该将对农民军的革命活动的研究放在首位，但是对于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策略的研究和批判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对这一对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及其斗争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农民战争的全貌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在研究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策略问题上，王阳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对象。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地主阶级反动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生于公元一四七二年（明朝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公元一五二九年（明世宗嘉靖七年）。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朝中叶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初年）四代，恰值明王朝由其开国“盛世”转入它的第一个危机的时期。而他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才猷”，建树“伟节奇勋”的时候，又正是明中叶封建统治最腐朽的正德年间。

此时，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形成了明代农民起义第一个高潮的顶峰。农民起义应如何平息？明王朝的危机怎样渡过？这正是地主阶级急切期待王阳明之流所要解决的难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明朝反动统治，王阳明不仅创立了一个十分庞大、十分精细的以“良知”说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同时还血腥地镇压过以江西南（安）、赣（州）地区为中心的江西、湖广、广东、福建四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广西八寨、断藤峡徭族、僮族人民起义。

因此，他是一个“刽子手”和“牧师”一身而二任的典型反动角色。剖析这样一个典型，对于我们研究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策略，研究封建统治者如何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而延续其反动的统治，将会是有益的。正德年间，江西是农民起义中心地区之一。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王浩八等赣北起义军先后被镇压以后，紧接着，正德十一年，以江西南部南安府、赣州府（简称南赣）为中心的江西、湖广、广东、福建四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又高涨起来，主要队伍有：

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地区的漳州起义军，首领詹师富、温文烧，拥众万余；江西、湖广、广东三省交界地区的横水、左溪、桶冈起义军，首领谢志珊号征南王、兰天凤亦称王号，有山寨八十余处，拥众万余；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地区的测头、九连起义军，首领池仲容，号金龙霸王，拥众五千余；此外，还有湖广郴州起义军，首领龚福全，号延溪王；广东韶州乐昌起义军，首领高仲仁，等。这些起义都已坚持多年。正德十一年前后，革命力量有了迅猛地发展。

大量失去土地和逃避租赋徭役的流民纷纷涌入农民军的队伍，此外还有很多的手工工人以及其它无业游民参加。江西、湖广、广东三省，在正德十一年以前，农民军“总计不过三千有余”，至正德十二年，“已将数万，盖已不啻十倍于前。”起义军“连络数郡，蟠据四省”，“凡在虔、楚、闽、广接壤山谷，无非贼巢，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终不可除”。农民军广大将士以丛林峻岭为基地，据险立寨，转战游击，英勇奋斗。

他们在政治上，以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地方政权为主要目标，并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机构，实行农民武装割据；在经济上，以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为主要目标，并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在夺得的土地上，坚持耕作，实行武装斗争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农民军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沉重地打击着封建统治。

结语

在我国历史上，各次农民战争是否提出反封建的纲领、口号，起义队伍中是否存在路线斗争，都应该根据有关记载进行具体分析。各支农民起义的客观条件不同，起义队伍的成分也有差别，起义领袖们的经历和思想状况更不一样，不能强求一律。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固然应该将对农民军的革命活动的研究放在首位，但是对于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策略的研究和批判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对这一对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及其斗争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农民战争的全貌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