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朱元璋的子孙数量。

为求皇权永固，朱元璋称帝后大施封建，长子留京继承皇位，其他子嗣皆封为藩王，坐拥军权镇守四方。可惜事与愿违，朱元璋一死便有燕王朱棣造反。朱棣造反成功后吸取教训，削去了藩王们的军权。自此，明朝宗室便成了一群没有职务、纯靠朝廷供养之人。

这种供养是没有世代限制的。按朱元璋晚年的设计，亲王的嫡长子继续做亲王，非嫡长子封郡王。郡王的嫡长子继续做郡王，非嫡长子封镇国将军。依次类推，镇国将军再往下分别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是郡王的六世孙，这些人往下再繁衍子孙，不管隔了多少代都是奉国中尉，皆可由朝廷发放“宗禄”，享受免费供养。

朱元璋制定的具体供养标准是：

（1）男性后代：亲王每年发禄米一万石，郡王每年发禄米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

（2）女性后代：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夫婿）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

明代的一石大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60斤左右。也就是说，亲王每年可以领到160万斤大米；最低级别的奉国中尉，每年也可以领到3万多斤粮食。《沈氏农书》里说，明代的长工每年“吃米五石五斗”（约相当于一天两斤大米，长工所挣须归全家食用），这意味着奉国中尉的宗禄，可以养活近四十个长工家庭。

以上只是固定俸禄，并非宗室子女从朝廷得到的全部。婚礼、丧事、宫殿、仪仗、王府官员等开支，朝廷都会按标准提供经费。如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朝廷便耗银三十万两，之后又修了蜀王府、福王府、德昌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共计耗银数百万两。

这种优厚待遇，直接导致明代宗室的数量呈现出一种变态的几何式增长。

洪武时代，宗室只有“男女五十八位”。永乐时代翻了一倍多，增长为“百二十七”（徐光启的数据）。如此这般一倍倍往下翻，到了正德时代，已是“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一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王鳌等人的数据）。

基数越大，几何式翻倍增长的威力便越大。王世贞翻查过宗人府的统计资料，发现“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见存者一万余人”，有超过10000名活着的宗室子女（女性配偶不载入《玉牒》）在免费吃朝廷的禄米。张翰也翻查过同一批档案，据他所见，嘉靖中期活着的宗室子女是15000余人，到了隆庆初年（1567），便已翻倍为28500余人。若加上去世者，则有40000余人。

再往后，万历四十年（1612），大学士李廷机与叶向高又披露了一份更骇人的数据：

“万历三十三年（1605），《玉牒》宗支共一十五万七千余位，今袭封新生已逾十四年，又有六十万余位矣，比之弘(治)、正(德)等年间不啻百倍。”

李廷机与叶向高提供的这两个数据，很值得细加分析。

（1）《玉牒》是皇室的家谱。材料称《玉牒》上有名有姓的朱明皇室成员已有15.7万余人之多。这15.7万余人，既包括已经去世的宗室，也包括还在世的宗室。可供参考的另一项数据来自徐光启，他说，万历三十二年（1604）时的“见存者不下八万”，活着的宗室子女超过了80000人。这意味着，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宗室人口的数量便翻了近三倍。

八万活着的宗室子女是个什么概念？

先看人数。明朝正德年间，朝廷供养的文职官员总数是“二万四百余员”，由正规渠道招募的胥吏是“五万五千余名”。也就是说，宗室子女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国家的官吏总数。

再看负担。洪武二十年，最高的正一品官员年俸是1044石大米，只相当于宗室亲王宗禄的十分之一。最低的从九品官员年俸是60石大米，不足奉国中尉宗禄的三分之一。至于五万多名胥吏，属于百姓给朝廷免费服劳役，只有少部分人能拿到些微粮食补贴，他们主要靠搜刮民众为生，对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可以忽略不计。

显而易见，养活宗室造成的财政负担，远大于养活官僚集团。嘉靖时代，河南有宗室6890余人，须以河南土地与百姓的半数来供养，时人称“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只有那供人背井离乡的道路不属于河南的宗室。万历三十七年（1609），山西巡抚乔允升上奏时也说“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养活宗室带给大同百姓的苦难，已远远超过了敌人对大同百姓的侵略。有统计显示，1604年活着的8万宗室，每年仅禄米一项的消耗，便相当于朝廷漕粮的六倍。

（2）宋代的《玉牒》与清代的《玉牒》都是十年一修。明代《玉牒》的更新频率似乎比较混乱。按李廷机与叶向高的说法，当时的《玉牒》已经长达十四年没有重修。据他们估计，在这十四年间，那些继承了封号的宗室们，大概又生育了超过60万后代。

这个估计看起来很骇人，许多后世学者不愿相信，但其实并不离谱。

明代宗室在政治上被管控得很死，嘉靖之前在经济上也管控得很厉害，不允许从事士农工商各业（后期有所放松，允许经商和参加科考）。多生孩子以增加朝廷禄赐，一直是宗室增收的核心手段之一。弘治五年(1492)，山西巡抚上奏朝廷说，分封在山西的庆成王有子女94人，孙163人，“恐其中有收养异姓之弊”，便是怀疑庆成王为了挣钱，不但自己疯狂生孩子，还偷偷将别人的孩子抱入王府说成自己的。此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但朝廷随即颁布了限制宗室妻妾数量的新政策：郡王只许纳妾四名，将军只许纳妾三名，中尉只许纳妾两名。

这是一种简单粗暴、但很有效的管控。不算双胞胎三胞胎等小概率事件，一名妻妾一年最多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位郡王最多五名妻妾，一年便最多只能生五个孩子，超过此数就有问题。李廷机与叶向高的估算，便是基于这样一种政策背景。八万名活着的宗室，去掉半数女性（其实不到半数，排除女性是因为女性宗室生育的子女不会被载入《玉牒》），再去掉无生育能力的老幼，大约还剩下2-3万男性宗室。为抵消流产、夭折等因素的干扰（这种干扰比寻常百姓的情况要轻，因宗室的常规做法便是勾结产婆，将生女篡改为生子，将流产篡改为顺产），取2万的最低人数、将之全部视为最低级别的中尉（只能拥有3名妻妾），将14年简化为10年（考虑到女性的身体恢复周期），得到的生育数据便是60万。

由此可知，李廷机与叶向高的估计不算夸张。

遗憾的是，明代的玉牒，除了洪武时代的部分还算完整外，绝大部分已经遗失，只能在朝臣文士的奏疏与文章中见到只言片语。所以今人已无法验证李廷机与叶向高在1612年的估算是否与现实合榫。也无法知晓三十余年后明朝灭亡（1644）时，《玉牒》上的宗室数量究竟是多少。

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的研究结论也是众说纷纭。如顾诚认为明末宗室数量应该约为20万，吴缉华认为天启年间应该已达到了62万人的规模。二者的差距很大。安介生则主张从广义上去理解藩府的人口，也就是将宗室的家人也统计在内，据此他认为明末时的藩府人口接近百万。

相比之下，笔者觉得明末清初之人温睿临与魏禧的看法更为重要。温睿临说，明末之际宗室“遍天下几百万”；魏禧也说“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他们均认定到了明朝末年，宗室数量已扩张至接近百万的规模。虽然他们没有提供具体的统计数据，但这种结论，至少代表了当时之人对明代宗室疯狂生育的具体观感。

疯狂生育造成的结果是财政不堪重负。财政不堪重负再反馈到宗室，又使得这些所谓的天潢贵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方面，与当朝皇帝血缘关系亲密者，往往富可敌国。万历时代，福王、潞王获赐的庄田规模均达数万顷之多（万历一度坚持要给福王赐田四万顷，后因群臣集体反对略有减少）。天启年间，瑞王、惠王、桂王获赐的庄田也在万顷以上。这些人皆是当朝皇帝的兄弟或子侄。

另一方面，远支宗室的境况却在不断恶化。嘉靖四十一年（1562），有奉国将军上奏朝廷说，该发的宗禄已经拖欠了很多年，“臣数日一食，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不婚，暴露十年不葬。或行乞市井，或佣作民间，或流移他乡，或饥死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说自己好几天才吃一顿饭，可能存在夸张，但边缘宗室的宗禄长期遭到拖欠却是事实，比如崇祯六年（1633）时，庆城王府才收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这笔钱足足晚了三十五年。这还算好的，灵邱王一系的宗禄，甚至被拖欠了五十余年。这种拖欠，大多是朝廷有意为之，目的便是限制远支宗室的生育扩张。造成的结果也恰如朝廷所愿，有些皇族因贫困“无力以请名封，至年六七十犹称乳名终其身”——没钱贿赂礼部与宗人府的官员，便没办法获得正式的皇族赐名，于是只好以乳名过完一生。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用北宋人宋祁之言，给朱元璋的这近百万子孙留下了八个字的评语：

“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戊子条。《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寅条。《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九十二，万历四十年二月丁丑条。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收入《明经世文编》第491卷。《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百五十四《国用部》，《论食货》。转引自《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80页。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史学界就如何解读李廷机与叶向高提供的这份数据，存在不小的争议，如吴缉华认为，“万历三十三年”是“万历二十三年”之误；“万历四十年”应该是“万历三十六年”，且称“这六十万的宗藩人口，数目相当大，看来似有疑问”。见吴缉华《论明代宗藩人口》。参见：安介生《论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顾诚《明代的宗室》、王守稼《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吴缉华《论明代宗藩人口》等。分别见《国榷》第六十三卷、第九十三卷，以及王士性《豫志》。《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页。